《獨自散步》：
　　質疑“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你隨便翻閱一份學術文化類雜志，都可以讀到相當數(shù)量的關于知識分子話題的文章，至于這方面的著作，也是一部部地在出版。圍繞著知識分子話題，新的話語和新的學術文化熱點被不斷產生，各種深刻的或膚淺的、樸實的或浮華的、激情的或理性的、宏大的或細微的、學術的或抒情的關于知識分子的言說，在當代“國家／主流文化”和“大眾／消費文化”兩大強勢文化之外，建構了與之多元共存的“精英／邊緣文化”。忝列為知識分子的一員，筆者當然為知識分子能夠自主地敘述自身、其話語空間的擴展而高興。但與此同時，一個疑惑越來越困擾著我：在所有這些關于知識分子的敘事中，“知識分子”指稱的對象究竟是誰？是僅僅作為敘事主體的部分知識分子，還是作為敘事客體、對象的廣大知識分子？之所以產生這種疑惑，是因為我面對著一個不爭的事實：目前幾乎所有關于知識分子話題的言說者，實際上都是通常被稱作“文人”的一類人，包括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化學者、大學里從事人文教學與研究的教師和部分社會上的自由撰稿人，等等。這些人當然是知識分子，就他們所從事的活動的性質、特征、方式而言，通常被稱之為“人文知識分子”。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說，著書立說、談論主義、觀點，發(fā)表各種“話語”，既是其生存、職業(yè)的需要，也是其存在的方式，這其中包括不斷地、反復地談論自身，這本無可非議�，F(xiàn)在的問題是，當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言說自身時，卻常常將其定義為對整個知識分子的敘述：在他們的敘述中，在知識分子的名義下，作為敘事主體的“我”已經替代了作為敘述客體的“我們”。
　　于是，他們關于知識分子歷史和現(xiàn)狀的種種話題，就不免令人生疑。我在讀這類文章時，就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惑：這里表述的究竟只是作者自己呢，還是整個知識分子？如果說是前者，文章分明是以知識分子為特定表述對象的；如果說是后者，與我在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中所接觸的知識分子似乎又不是一回事。譬如，在這類表述中，當代知識分子對市場經濟、商品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似乎都有一種本能的抵觸和敵意。
　　或是傷感地緬懷小農經濟的田園風光，或是夸大地突出商品經濟、科學技術與道德、情感、人性之間的矛盾、對立，或是偏激地宣告、預告商品經濟和科技發(fā)展已經和將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與“毀滅”……可是，同樣身為知識分子的眾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商界人士，并不像這類表述中所描繪的知識分子那樣，在商品科技時代充滿了失落感、彷徨困惑與焦慮無力，而是積極地參與、投入，在廣闊的現(xiàn)代社會舞臺上施展才華，實現(xiàn)知識分子的價值，同時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科技和經濟價值。再譬如，在這類表述中，特別是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如文化散文、隨筆之類，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形象，或被描述成是冰清玉潔的、孤傲的、“眾人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的；或被描述成迂腐的、窮酸的、可憐兮兮的，或被描述成丑陋的、墮落的、變態(tài)的……總之，當敘述者將這些對自身的言說或對某些、某類知識分子的表述，置換為對當代知識分子狀況的言說時，與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見到的廣大的、普通的知識分子，如工程技術人員、醫(yī)生、中學教師、法官、會計師、律師、機關行政干部和走上工作崗位的大學生等，相差甚遠。作為具體個體存在的他們，用知識分子宏大敘事中上述的諸如“崇高”“絕望”“反抗”“墮落”“后現(xiàn)代”等概念似乎都很難給其命名，與現(xiàn)實生活對照，我們更難以認同上述知識分子敘事中對知識分子形象整體的概括。
　　由此引發(fā)了這樣的問題：當我們在言說“知識分子”時，包括不包括上述的科技知識分子和工作在各個領域的廣大普通知識分子？在我看來，答案是肯定的，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常識。但現(xiàn)在有些常識卻被秀得復雜化和混亂了。在人文領域，現(xiàn)在流行著一種普遍的觀點：所謂“知識分子”，主要指稱的不是那些擁有學歷、知識、技術的人，而是指既擁有知識，更具有人文關懷精神和社會批判意識，代表著社會的良知的群體。這個觀點我是贊成的，但接下來的結論卻未免太武斷：科技工作者和一般普通知識分子缺乏后者，所以他們不能算作是知識分子，而只有所謂“精英”的文人，即人文知識分子才是知識分子的代表，因而只有他們才具有表述知識分子的話語權。人文精神、批判意識、社會良知等，從來就不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專利，憑什么斷定科技工作者和廣大普通知識分子就不具備這些知識分子的特性？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愛因斯坦等一大批科學家的人文精神和“鄉(xiāng)官”李昌平向國務院總理直書“三農問題”？當然，由于社會分工、職業(yè)活動的領域、特點不同，“文人”往往成為人文精神之類話題的言說者、寫作者，成為知識分子的表述者，正如德國著名科學家玻恩所言：“文明社會分裂為兩個集團，其中一個是由傳統(tǒng)的人道主義思想指導的，另一個則是由科學思想指導的。”但“文人”掌握了人文精神的話語權，并不意味著只有他們才具備了作為知識分子標志的人文精神。同樣地，“文人”掌握了知識分子的表述權，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可以代表知識分子。如前所述，他們可以表述自身，“為自我寫作”；但如果他們要以知識分子代言人面目出現(xiàn)，承擔對整個知識分子歷史和現(xiàn)狀的表述時，那么，就不僅要從作為文人知識分子的自身立場、視角去言說，更要從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內的廣大的、普通知識分子的立場、視角去言說。唯有如此，他們關于知識分子的言說才盡可能地達到科學、理性、真實、準確，而少一些目前充斥在這類言說中的自戀、傷感、矯情、浮華和“精英意識”。
　　數(shù)年前，學界曾圍繞著“人文學還是不是科學？”展開過討論，如果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么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提出問題：人文知識分子是否能夠代表知識分子？因為，即使我們認同討論者所言：“人文研究不僅可以作為一種職業(yè)，而且可以作為一種天職�！保◤堒姟度宋膶W還是不是科學？》，《讀書》1996年第4期）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國的知識傳統(tǒng)以文學性文人型著稱，而不是以科學性學者型見長。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過剩，卻難培養(yǎng)出在質量與數(shù)量上合格夠用的學者。由此養(yǎng)成的中國知識傳統(tǒng)，實際上只成就了一個文人傳統(tǒng)，而不是學者傳統(tǒng)，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強大�！保ㄖ鞂W勤《讓人為難的羅素》，《讀書》1996年第1期）正是這種傳統(tǒng)，造就了本文所說的當代一批“文人”或“人文知識分子”以自戀式的言說來代替對整個知識分子的表述，從而使學界關于知識分子的話題，日益脫離當代中國廣大普通知識分子的實際。而更令人失望的是，文壇、人文學界或“文人圈”中的某些自詡為“知識分子精英”者，其言其行恰恰違背了我們能從眾多科技工作者和廣大普通知識分子身上看到的那些知識分子的基本素養(yǎng)、情操、道德。
　　難怪身在人文圈中的�？氯缡钦f：“就我個人而言，可以說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知識分子�！蔽腋�經常想到的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的痛切之言：“‘文人’是中世紀的殘余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知識分子�！卑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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