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叢書：波普爾》：
　　在波普爾眼中，那時的維也納到處充滿貧困，這一景象讓這個孩子感到焦躁不安，但當時他并不知道他的父親一直在為改變這一局面而努力工作。西蒙·波普爾長期主持管理著兩個救濟和收容機構，一是共濟會的孤兒院，一是專門幫助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希特勒早年在維也納期間就曾容身于此）。因為他的慈善工作，西蒙還獲得了弗朗茲·約瑟夫皇帝頒發(fā)的榮譽勛章。
　　除了他的雙親，對幼年波普爾影響最大的要數(shù)他的啟蒙老師艾瑪．戈爾德伯格，她教會了波普爾閱讀、寫作和記憶。此外，比波普爾大二十歲的阿瑟·昂特也對波普爾早期的心智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當1912年波普爾遇到這位遠房親戚時，昂特正就讀于一所大學的工程學專業(yè)，是當時的一名學生領袖，支持社會主義但反對布爾什維克。他向幼小的波普爾講述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的理論，并向他推薦社會主義方面的著作。
　　盡管波普爾的家庭改宗路德教，并自覺遠離傳統(tǒng)猶太人的民族認同，但這家人絕無可能擺脫與猶太同胞之間的聯(lián)系及反猶浪潮的影響。像當時許多猶太兒童一樣，波普爾就讀于一所由社會主義者和進步勢力創(chuàng)建的私立學校，他的同學幾乎一半是猶太學生。各種信息表明，從幼兒園到小學乃至中學，波普爾的伙伴絕大多數(shù)是猶太人。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一種趨勢，即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逐漸分離成不同的群體。波普爾的家庭就在反猶及反猶刺激下日益激烈的猶太民族主義之間艱難度日。波普爾的許多同學都受到家庭影響而接受了猶太復國主義，但波普爾并不以為然。
　　在自傳《無盡的探索》中，晚年的波普爾曾這樣回憶當時的狀況：“在深思熟慮之后，我的父親判定生活在基督徒占壓倒優(yōu)勢的社會中就是有義務去盡可能不得罪人——接受同化。然而，這意味著得罪有組織的猶太教，也意味著被譴責為一個膽小鬼，一個害怕反猶主義的人。所有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答案是：反猶主義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畏懼的一種惡行，一切猶太裔的人的任務是盡力不去惹它，而且許多猶太人已與當?shù)厝舜虺梢黄�，即已被同化了。因種族出身而受到鄙視的人會作出反應說：他們?yōu)樽约旱姆N族出身而感到自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種族上的自豪不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錯誤的，即使是由種族仇恨所引起。一切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是邪惡的，猶太民族主義也不例外。”這段話顯然是為他父親當時的立場進行辯護，估計當時幼小的波普爾深受影響，這應該是他日后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的主要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年幼的波普爾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1914年爆發(fā)的那場戰(zhàn)爭使年僅12歲的波普爾開始對公共輿論、媒體宣傳及人們的政治觀點進行反思。
　　那時的奧地利沉浸在盲目的愛國主義喧囂之中，很多人狂熱地支持戰(zhàn)爭，甚至那些以往持有和平主義觀點的人也開始支持奧地利針對塞爾維亞的擴張主義政策。在這種狂熱的戰(zhàn)爭宣傳之下，波普爾也深受感染，開始向往戰(zhàn)爭及其帶來的和平，為此寫了一首打油詩《慶祝和平》，來抒發(fā)自己對這場戰(zhàn)爭的贊美與歌頌。不過，這種情緒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很快，波普爾意識到了戰(zhàn)爭的可怕，甚至認清了輿論、宣傳的欺騙性。宣傳機器試圖使人們相信這場戰(zhàn)爭是正義的，但不久，波普爾就認識到，這場戰(zhàn)爭是非正義的，并堅信奧地利和德國會失敗。為此，他專門找他的父親和好友昂特進行討論，并得到了他們的認同。
　　幾個月后，戰(zhàn)爭產(chǎn)生了可以感受的后果。在戰(zhàn)爭期間，波普爾的很多堂兄弟都在前線打仗，而不夠參軍年齡的波普爾則常跟隨自己的母親、姐姐和其他一些親友去度假，其中就有弗洛伊德的姐姐。她是波普爾父母的朋友，兒子比波普爾大五歲，也上了前線。
　　不久，傳來了那位年僅19歲青年的死訊，他的母親聞訊后悲痛欲絕。這使得波普爾目睹了戰(zhàn)爭帶來的巨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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