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康構圖（1）
　　馮康是誰
　　1960年3月，春寒料峭，北方的雪尚未消融，一天早晨，一隊解放軍士兵穿著厚厚的冬裝，來到中關村南街中國科學院計算所。不久前這里還是莊稼地，現(xiàn)在是中科院辦公區(qū)，連片的灰色辦公樓在更廣闊的田野構成獨立的超現(xiàn)實的街道，有點“天空之城”的味道。此前，中科院諸多院所分散在老城，計算所原來一直在西苑大旅社辦公，租了四層一層，1958年成為“天空之城”的一部分。辦公樓很新，但因為是深灰色，不顯新，很低調，仿佛科學本身。
　　士兵沒帶武器，倒是帶著挎包、文件包，有的帽子下邊還戴著白邊眼鏡。盡管沒帶武器、文質彬彬，但這小隊士兵看上去仍不尋常。這是科學重地，灰調，安靜，士兵的到來又平添了一種神秘的類似基地的氣氛。如果是一兩個士兵，只是顏色有點跳，構不成什么，但如果是七八個，一隊，就是武裝力量。
　　士兵到了三樓，見到了同樣神秘的馮康。馮康個子不高，甚至有些駝背，但是目光平靜，淡然，帶著士兵上到五樓。門衛(wèi)對士兵重新一一核驗證件、相片、介紹信，比進樓門時還要嚴格，馮康耐心等待，有時看一眼窗外。履行完所有程序，馮康帶著士兵到五樓自己專用的辦公室。
　　是的，這是馮康在五樓的辦公室，在三樓還有一個。這個辦公室的不同在于沒有任何標識，只有編號，803，沒人知道這數(shù)字是怎么回事。這層樓所有房間都只有編號，如果你想按標識尋找辦公室根本不可能。辦公室的里面也沒有任何特色，甚至看不出這個辦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
　　這是“絕密123”特別任務組（簡稱“123”任務組）辦公室，絕密，整個五層都是絕密。士兵們像在基地一樣站得筆直，甚至更筆直，沒有坐下，一直站著，排成了弧形。馮康坐在辦公桌前，如同將軍一樣，問了“21基地”的生活情況，比如吃什么，事實上已超出了范圍。馮康當然不是將軍，是數(shù)學家，但他的眼中卻有類似的東西。
　　馮康是三室業(yè)務指導，指導著下面七個任務組，后來又增加了“123”任務組，單列，沒進入任務組序列。七個任務組都分布在三樓，有十幾個房間。單列的“123”任務組在五層，這樣馮康就有了兩個辦公室，三樓一個，五樓一個。這個任務組的人可以隨便到三樓來，三樓的人卻不能隨便到五樓去，除了馮康。馮康任何時候都不需要接受檢查，倒是他有時檢查一下門口的士兵。
　　“123”任務組下面又分三個小組，分別是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與沖擊波數(shù)值計算小組。此外，五層是機房重地，有兩臺計算機—103機、104機，占了兩個很大的房間，這也是五層戒備森嚴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時，整個中國就這兩臺計算機。
　　馮康帶著士兵看了機房，將七個士兵分到了三個小組。三個小組分別與導彈、原子彈、衛(wèi)星相關。來自“21基地”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士兵，脫了軍裝與五層剛分配來的大學生也沒什么不同，他們也都是畢業(yè)不久的大學生，都來自一流學校，北大的，清華的，哈軍工的。
　　但既穿了軍裝，又來自遙遠的基地，他們就是純粹的軍人，他們一絲不茍，臉帶著風霜，大自然的作用非常明顯，即便戴著眼鏡。不過因為年輕，他們的臉色不是黑而是紅，紅撲撲的。蘇聯(lián)專家撤走了，他們來到中國最高的數(shù)學殿堂，求助這里的數(shù)學家。他們站得筆直，動作干凈利落，不時條件反射地敬禮，每見一位老師都畢恭畢敬，軍容畢現(xiàn)。他們來這兒工作，學習，完成肩負的任務。他們代表的不僅僅是個人，也是“21基地”。
　　“21基地”，世界上最神秘的基地之一。類似的基地，美國有“51區(qū)”，蘇聯(lián)有“塞米巴拉金斯克-21”，英國有“馬加林”，法國有“穆魯羅瓦”。“21基地”下轄羅布泊原子彈試驗場，建在馬蘭，一個在當時中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馬蘭位于新疆中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碩縣烏什塔拉鎮(zhèn)南五公里，北臨天山山麓，西鄰博斯騰湖，東托羅布泊—中國核試驗場，系戈壁大漠的邊沿地帶。事情開始于兩年前，1958年8月，張?zhí)N鈺被中央軍委任命為中國核試驗部隊主任，翌年1月張?zhí)N鈺陪同總參總裝備部部長方毅、工程兵設計院院長唐凱，由北京飛往新疆戈壁大漠，在已確定的羅布泊場區(qū)進行空中視察，回來后形成在此建核基地的報告。國防部批準了報告，并通知新疆軍區(qū)，0673部隊進駐新疆。部隊走著走著，在和碩縣烏什塔拉以南一塊白地停下來。這里雖無可耕地、無草木，但地下水源十分豐富，位置也大體合適，東距試驗場區(qū)250公里，北靠天山，西20公里處有博斯騰湖；處于戈壁大漠，這里有很少一點馬蘭草，那就叫馬蘭吧，馬蘭從此得名。不到兩年，這里有了醫(yī)院、學校、招待所、辦公樓、宿舍、禮堂、廣場、軍人服務社、汽車修理廠、軍用機場，筆直的馬路兩旁白楊樹高大挺拔。從此，世界多了一個神秘地區(qū)。
　　基地與1957年中國和蘇聯(lián)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有關，根據(jù)協(xié)定，蘇聯(lián)明確承諾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數(shù)學模型與圖紙資料。翌年中國負責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機械工業(yè)部（二機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北京成立�！�21基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但是剛剛起步不到兩年，1959年蘇聯(lián)方面致函中國，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數(shù)學模型和技術資料。隨后又照會中國政府：決定撤走在華的核工業(yè)系統(tǒng)的全部專家，停止供應一切技術設備和資料。中國的一窮二白立刻暴露無遺，窮不用說了，白，具體在原子彈研制上來說，就是沒專家。無奈之下，錢學森向錢三強推薦了郭永懷。
　　郭永懷臨危受命，與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在蘇聯(lián)專家缺席的情況下中國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駕馬車”，這至關重要，幸好中國有這三個人。然而，事實上他們這三人都不是原子彈專家（而計算所三室的馮康更不是）。王淦昌僅是理論核物理學家，彭桓武也是，兩人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取得過杰出成就。郭永懷歷任九所副所長、九院副院長，主要負責力學和工程方面的領導工作，接受原子彈任務時，他領導的九院一無圖紙，二無資料。
　　九院的依托單位是中科院計算所，這是必然的，共和國最杰出的數(shù)學家在這里，不找這里又找哪兒呢？事實也是這樣，一個國家的科學院是這個國家的發(fā)展后盾。九院交給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確切地說是三室，大量計算任務，如原子彈圓爆的沖擊波、部分流體力學，不僅原子彈，同時還有導彈，兩者是不可分的。這是個特殊的任務，盡管從７個任務組抽人成立了“123”任務組，盡管那時整個國家僅有的兩臺計算機—103機、104機都放在了計算所，但有關原子彈，特別是具體到原子彈的圓爆沖擊波，以及與導彈相關的流體力學，數(shù)學家們都沒接觸過，更何況所里大部分是年輕人，有的甚至比來自“21基地”的士兵還年輕，但是三室還是接下了任務，馮康作為業(yè)務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