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研究：賦權、住宅供給與居住生活保障》：
　　蘭德：感謝你的總結。遺產保護不只是從事建筑材料、土地、形態(tài)方面的專業(yè)人士的研究領域，還涉及地方政府培訓、青少年教育和大眾宣傳。這是一項集體工作，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至關重要。雖然中困很多遺產地的政府官員只對旅游經濟感興趣（與UNESCO精神并不吻合），但這不影響中法交流，關鍵是要在中法兩國找到從事同樣T作的政府官員，組織他們進行對話。至于這些市長、鎮(zhèn)長來自大城市或小城市都沒關系，因為他們都面臨相似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過教訓。2001、2002年的時候，我們在同里組織過一次江南六鎮(zhèn)的遺產保護會議，這六個古鎮(zhèn)三個在江蘇省、三個在浙江省，它們都有自己的歷史保護區(qū)（借用當時法國的概念），我們也召集了一些法國遺產保護專家和鎮(zhèn)長參加。但會議并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形成共識的深度和廣度都不足。中國方面，六個古鎮(zhèn)分屬江蘇和浙江兩省，它們之間的競爭關系多于合作意愿，地方政府負責人對開發(fā)的興趣遠遠高于保護；而法國方面我們也未能充分調動起鎮(zhèn)長和議員的合作意愿，雖然有地方協會的參與，但缺少政治家的支持，中法雙方的合作就無法走得更遠。因此，此后的交流我們特別注意政府間的合作需求，比如我們在安徽鄉(xiāng)村和小城鎮(zhèn)發(fā)展會議中，我們邀請了法國特色小鎮(zhèn)協會的加入（這一協會成員包含遺產地市鎮(zhèn)的市長、議員、技術專家和社團代表），雖然中法“小城鎮(zhèn)”的尺度相差很大（人口基數不同），但當法國市長和議員們談到，他們是如何通過跨行政區(qū)的制度創(chuàng)新，形成法國特色小鎮(zhèn)組織網絡的時候，當他們談到特色小鎮(zhèn)在經濟、社會和環(huán)境方面的提升，以及地方協會在其中發(fā)揮何種作用的時候，我發(fā)現中方的鎮(zhèn)長、市長們都懷有極大的興趣，因為這是雙方當前都面臨的重要問題。在這個層次的交流上，中法雙方都獲得了更全面的視角，后續(xù)工作的推進也更為順暢。
　　“這十幾年間中國涌現了很多優(yōu)秀的建筑設計事務所�！薄坝幸粋�比較有趣的趨勢是，最近我們對地方的關注開始從物質空間轉向文化層面�！�
　　楊辰：作為中國城市開發(fā)最直接的參與者——建筑師，您認為跟20年前相比，他們有哪些變化？
　　蘭德：1985年以前，中國的建筑設計和城市規(guī)劃都是由國家和地方設計院承擔完成，不存在市場的概念。我個人認為，中國的城市規(guī)劃師和建筑師在1985年以后有了一些變化，這個變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851995這十年。80年代后期，隨著中國經濟的恢復，城市建設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規(guī)劃師和建筑師開始獲得更多的機會從事各種類型的工程項目。但直到1994年，中國才開始實施“國家注冊建筑師制度”，即通過全國性的專業(yè)考試，個人可以獲得“注冊建筑師”的執(zhí)業(yè)資質。第二年（1995年），個人通過審核可以成立私營的建筑設計事務所。中國的建筑市場上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出現了非設計院形式一一私人事務所。
　　第二階段是19952008年。這十幾年間中國涌現了很多優(yōu)秀的建筑設計事務所。借助我們觀察站“150名中國建筑師在法國”的項目網絡，我們接觸過很多中國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事務所，也做過系統的研究。這些事務所大多借助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建設高潮，力圖在多個層面展開自己的工作。有的事務所意識到“現場”的重要性，這在我看來是很根本的一點。因為無論在前期的基地還是后期的工地上，建筑師會接觸到未來居住在此的人和建造工人，在現場做的決定和在辦公室里的完全不同。有的事務所關心建造的經濟和社會意義（比如深圳的“都市實踐”事務所，成都的劉家坤）。有的事務所追求新的形式和建造方式，比如上海的“大舍”事務所。這家事務所不僅在建筑設計方面表現出色，他們還積極地通過建筑雜志、網絡推廣、建立設計數據庫和組織T作坊等形式進行經驗和觀點的分享。在這十幾年間，我認為中國比較優(yōu)秀的建筑師群體在認識建筑的方式上有了突破：他們更多地從場地情況而不是從模型出發(fā)去思考問題，這使得建筑形式和建造方式更接地氣。還有些事務所因為其設計的建筑形象獨特而成為“明星建筑師”（比如馬清運和馬巖松，他們就像國際建筑師赫佐格一樣），他們主要做“地標建筑”——這類建筑的作用是用引人注日的建筑形象把自己所在的區(qū)域與城市其他區(qū)域區(qū)別開來，這些地標可以是火車站、機場、橋梁、高速公路等市政設施，也可以是歌劇院、劇院、體育場等文化設施�？傊�，這一階段的中國建筑師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是對于當地條件的關注，一種是更加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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