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歐陽健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豈但如此，中國之文學也自來無史。古代中國有的，是正史的藝文志，小說則屬于其中的子部，那還不包括通俗白話小說。在古人眼里，小說是史之支流，是稗官野史，甚至是消閑之書。人們從來沒有掌握小說史的要求，你若讀遍了全部小說，心中便有了小說的概貌，但那與史還不是一回事；況且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將全部小說都讀遍的。

小說有史的著述，是近代學校誕生以后的事。1905年廢除科舉，青年學子只能進新式學校讀書，以便從事新的社會職業(yè)。隨著觀念的更新，小說史也登上了大學講壇。要講授小說史，就得有正規(guī)的教材。而要編撰教材，就得首先解決小說的性質，即什么是小說的問題，于是中國傳統(tǒng)的小說觀念，與西方傳來的小說觀念，便產(chǎn)生了沖突。其次，又得交代小說的起源，告訴學生小說是從哪里來的，而這個意念，在古代中國卻是完全沒有的。再次，又得交代小說的演變規(guī)律，西方的進化論便起了作用。最后還得解決小說的評價，即什么是好的作品，并將它們選出來寫進教科書中去。中國古代小說汗牛充棟，一兩個學期講不完，因此須要有所取舍；小說篇幅比較長，一兩節(jié)課也講不清楚，只能選擇部分章節(jié)。加之材料先天的準備不足，舉凡作家的生平、版本的流傳，文獻上都是一片空白，以上種種，就是撰寫中國小說史面臨的難題。

魯迅1920年應北京大學等校之邀，率先開設小說史課程，最初的講義凡十七篇，題曰《小說史大略》。他一面授課，一面補充修改，從散亂的史料中尋出小說演變的線索，形成有開山意義的《中國小說史略》，對上述難題都有獨特的做法，因而被譽為小說史的經(jīng)典。在《中國小說史略》影響下，更多學者撰寫了新的小說史，于是有了小說史學史。溫慶新博士的新著《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研究以中國小說史學為視野》（以下簡稱《研究》），所談的便是囊括所有小說史的小說史學史了。

《研究》的著眼點，是《中國小說史略》的修訂過程。作者細心梳理了所有《史略》的版本，包括現(xiàn)存最早的在北京大學、北京高師講課由北大國文系教授會隨課陸續(xù)印發(fā)的油印本《小說史大略》，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刊發(fā)的鉛印本《中國小說史大略》，1923年、1924年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初版上、下冊本，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上、下冊本，1925年9月北新書局合訂本，1926年、1927年北新書局修訂本；1931年9月北新書局訂正本，1933年3月第九版印刷本，1935年6月北新書局第十次修訂本，可說已將所有版本搜索殆盡。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史略》經(jīng)典化歷程，揭示《史略》如何成為中國小說史的典范之作，并被治小說史者奉為圭臬的因由，就具有相當?shù)恼f服力。本書第一章《中國小說史略》的經(jīng)典化歷程，從授課、演講與《史略》的早期存在樣式及普及傳播、主動饋贈樣書與《史略》的早期經(jīng)典化、治小說史者的專業(yè)化接受與《史略》經(jīng)典地位的強化諸方面，以《史略》諸種版本為中心，通過《史略》每次修訂的改動，客觀地還原魯迅《史略》編纂與修訂時的指導思想與時代特征，分析《史略》編纂、修訂與彼時同仁研究的關系，探討《史略》篇章設置、小說類型歸納等的前因后果及其學術價值，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研究》同時指出，從小說史學史的角度，《史略》亦有被治小說史者所誤解的。如《史略》以小說見才學者，為的是突出以小說見才學者創(chuàng)作現(xiàn)象，而后世治小說史者不明所以，而將之曲解為才華小說、才藻小說與才學小說，就是典型的例證。所以，對《史略》以客觀科學定位，有助于規(guī)避《史略》的失當，為近今的小說史編纂提供借鑒。

本書的長處，不僅論述了《史略》的傳播，而且論述了《史略》的編纂。因為不論如何，從有到有，遠不如從無到有來得重要。而由從來無史到第一部史，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材料，一是觀念。材料要看是否豐富翔實，觀念要看是否科學合理，還要看材料與觀念是否有機統(tǒng)一，既不是以論代史，也不能史論不稱�！堆芯俊分赋�，魯迅于編修過程中預先確立了由寫神的向寫人的演進、由無意為小說向有意為小說演進與由文言文向白話文演進的三大規(guī)律，其初衷與根本目的，不僅受彼時時勢背景的影響，亦蘊含國民性批判的意圖與立人的目的。其對古代小說的價值評判在五四思想影響下已有文化主體選擇的意味即以五四精神作為建構古代小說規(guī)律的理論指導并進行價值評判，這種文化選擇對《史略》的理論建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也是說得不錯的。

但是，《史略》的貢獻在于此，《史略》的不足也在于此。因為任何小說史（包括文學史），都是一定觀念統(tǒng)馭材料的產(chǎn)物。觀念會不斷更新，而在不同觀念的支配下，又會對材料進行新的取舍與詮解，從而不斷寫出新的小說史與文學史來，小說史的撰寫永遠不會終結，小說史學史的研究也就永遠不會終結。但我們千萬要記�。喝魏胃呙鞯男≌f史，只能作為入門之用，甚至考試之用；決不要以為讀了一兩本小說史，就是受到了正規(guī)的訓練，就已經(jīng)掌握了小說史的真諦，實際上還差得遠呢。

溫慶新有很強的思辯能力，特別是對考證有天生的敏銳，在我認識的青年學子中是不多見的。我沒有給他講過一堂課，蒙他不棄，尊我為師，實在有愧于心。我看著他一步步地成長，由本科生而研究生而博士生，由需要交版面費發(fā)文章到刊物用高稿酬來約他的文章，自然是高興的。我希望他保持獨出機杼的態(tài)勢，做出更多有價值的、經(jīng)得起檢驗的著作來。因而對于本書，我也順便提出兩點希望：

一是注意材料的提煉�，F(xiàn)在流行的學術規(guī)范，是引用材料越多越好，所加注釋越詳越好，似乎唯有如此，才能顯示功力。其實，材料的鑒別與篩選，本是學術研究題中應有之義，不能給所有文獻以平等地位，在突顯有價值的文獻同時，要有意忽略乃至遺忘某些文獻，學術研究才能前進。

一是注意文字的錘煉。如主動饋贈樣書的提法，就不夠準確。魯迅當時盡管是著名小說家，但在北京大學還是一名講師，尚不具備妄自尊大的本錢，就像今天的暢銷書的作家，能坐進研究生班聽課，就是莫大榮幸，哪里敢說主動饋贈樣書這樣的話，不如說是征求意見為是。

2016年11月30日于福州

序二

王齊洲

慶新的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結項成果即將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索序于我，我高興地接受下來，也應該接受下來。盡管我正在為自己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做最后整理，準備結項，并沒有空閑的時間。我之所以覺得應該寫這篇序，是因為慶新的有關研究是我所關注的，也是我所支持的，我有責任向大家做一交代。

記得2011年慶新來武昌桂子山跟我讀博，就提到想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研究，以此作為博士學位論文，我當時沒有同意。因為在我看來，作為小說史經(jīng)典的《中國小說史略》涉及的問題太多，博士生三年可能無法完成對這部經(jīng)典的整體研究，況且當時已經(jīng)出版有歐陽健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批判》，歐陽健先生依靠幾十年小說研究的積累寫成這部著作，要想超越是困難的。我自己2008年在《黑龍江社會科學》發(fā)表過《〈中國小說史略〉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辨正》一文，僅討論了《中國小說史略》第三篇的文獻問題，尚未涉及其他，就耗費了不少精力，深知其中甘苦。慶新聽從了我的勸告，我們商定以黃人《中國文學史》為中心來考察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慶新順利完成了學位論文，論文得到匿名評審專家一致肯定，三位專家給出的論文評價等級都是優(yōu)秀，答辯成績也是優(yōu)秀，2015年該論文被評為湖北省優(yōu)秀博士論文。在撰寫學位論文期間，慶新花了不少時間研究《中國小說史略》，我不僅沒有反對，而且他的這些文章都給我看過，我或者直接修改，或者提出修改意見，他都能夠接受并加以改善，其進步之快也令我欣喜�，F(xiàn)在出版的這部著作就是這些年來他努力探索、不斷進步的成果，我自然會有親切之感。

《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在大學油印講義的基礎上修訂而成，這部中國小說史的奠基之作為何成為了中國小說史的經(jīng)典之作？使其成為經(jīng)典的內在原因和外在條件有哪些？它是如何建構中國小說史的學術體系的？這一體系所顯現(xiàn)的學術價值及其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如何給它在中國小說史學上以準確定位？慶新的《中國小說史略》研究就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的。以問題為導向，抓住問題做深入細致的研究，是我所贊成和提倡的研究方法，慶新也一直是這樣做的，現(xiàn)在出版的這部著作就是最好的證明。當然，做這樣的研究不僅需要有問題意識，還需要有切實解決問題的手段和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能無端猜想，更不能人云亦云。而事實永遠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厘清全部事實的基礎上，才能對某個具體問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要想將事實弄清楚，就必須下苦工夫去查找與之相關的全部資料，熟悉其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解決其中的每一處疑難。在此基礎上，還要將已經(jīng)清晰的事實放在特定的歷史語境里做客觀的考察，進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得出符合歷史和邏輯的結論。只有這樣的研究才是科學的研究，也才能經(jīng)受住歷史的檢驗。慶新將這樣一種思路貫徹在自己的研究中，因而其研究不僅事實清晰，論據(jù)充分，論證周密，結論自然就頗為可信了。例如，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經(jīng)典化的歷程，慶新從魯迅的授課演講、油印講義、修訂出版、贈書宣傳、文學活動、與專業(yè)人士互動、和當時社會文化語境關聯(lián)等各個方面進行考察，細致入微地呈現(xiàn)《中國小說史略》由隨堂印發(fā)的單篇講義到社會關注的中國小說史經(jīng)典的演進全過程，這樣的呈現(xiàn)不僅是經(jīng)典化過程的呈現(xiàn)，而且是中國小說史學確立過程的呈現(xiàn)，其學術史價值絲毫不亞于一些純理論的探討，其結論往往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像這樣的研究還可舉出許多，讀者諸君自可在閱讀本書中加以體會，不須我再饒舌。

當然，《中國小說史略》的研究不只涉及上面提到的問題，還有許多問題甚至更為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并加以研究。例如，鄭振鐸在1932年撰寫《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序》時曾說：對于中國小說的研究，乃是近十余年來的事。商務版的《小說叢考》和《小說考證》為最早的兩部專著。但其中材料甚為凌雜。名為小說，而所著錄者乃大半為戲曲。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出，才廓清了一切謬誤的見解，為中國小說的研究打定了最穩(wěn)固的基礎。事實上，中國傳統(tǒng)小說觀念與現(xiàn)代小說觀念很不一樣，錢靜方的《小說叢考》和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堅持的是中國傳統(tǒng)小說觀念，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采用的是由日本引進的西方現(xiàn)代小說觀念，由于觀念的差異，他們對研究對象的把握便很不一樣。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中國傳統(tǒng)小說觀念是一種錯誤的小說觀念，而西方現(xiàn)代的小說觀念才是正確的小說觀念呢？如果是這樣，西方現(xiàn)代小說觀念已經(jīng)被后現(xiàn)代小說觀念所打破，中國現(xiàn)時的小說觀念正處在變動不居的狀態(tài)，《人民文學》和《光明日報》已經(jīng)發(fā)表不少非虛構小說，小說觀念的發(fā)展和變異在所難免，我們憑什么說現(xiàn)代小說觀念是唯一正確的小說觀念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中國傳統(tǒng)小說觀念作為一定歷史時段中國人對于小說的認識，自有其文化依據(jù)和存在的價值，我們就沒有理由否定它，只能歷史地理解它，科學地評價它。鄭振鐸批評《小說叢考》和《小說考證》凌雜而肯定《中國小說史略》廓清了謬誤的見解，就只是站在現(xiàn)代小說立場上講話，而不是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立場上講話，他的結論雖然符合新文化運動的現(xiàn)實需要，但并非科學客觀的結論，也非符合歷史邏輯的結論。以此反觀《中國小說史略》，它用現(xiàn)代小說觀念構建的中國小說史的學術體系，是否真正尊重了中國小說發(fā)展的歷史實際？是否以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對待了各個歷史時期真正發(fā)揮社會影響的小說家及其作品？是否真理解了小說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真實處境和實際作用？這些重大問題顯然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略》不能回避的問題。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責備慶新的這部著作沒有回答這些問題，而是說這些問題應該是《中國小說史略》研究需要關注的問題，我和慶新也多次談過這些問題，相信他在做完現(xiàn)在的研究之后，會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具理論色彩和現(xiàn)實價值。這是我對慶新今后研究的期待，也是我對中國小說史學需要加強創(chuàng)新以利于深入發(fā)展的期待。

是為序。

丙申立冬后三日于紫菘楓林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