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漢學經典文叢第2輯（套裝共5冊）》：
　　中國文獻不屬于已經消亡的人類古代文獻之列。雖然，在創(chuàng)造性、典型性和科學性方面中國文獻遜色于希臘和羅馬文獻；但是，僅就所保存下來的成果而言，可以肯定，中國文獻在規(guī)模的宏大和內容的豐富程度方面更勝一籌。在這方面它可以與中亞文獻或者西歐各民族中世紀的文獻相媲美。而相較于科學性與批評性占主導地位的新時期文獻而言，我們又必須將中國文獻列入古代文獻體系（如果可以這樣表述的話——著者注）之中，因為它的主要特點是發(fā)展本世紀①初人們所提出的方法、理論。毫無疑問，在不久的將來，在歐洲文化浪潮的影響下，中國文獻將變得更加豐富，內容也會更加新穎，而且其核心部分將吸收歐洲思想、歐洲知識和歐洲精神。但是即便如此，重獲新生的中國文獻仍然與歐洲文獻截然不同，因為它不會與自己的過去斷然割裂開來，而新觀點、新要求只不過是一種延續(xù)，是那些要么當時曾經無暇顧及而陷于停滯狀態(tài)，要么因缺乏需求而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方面的延續(xù)。問題在于，如果否定中國文獻的古代性，那么我們將無法面對兩千多年間無數人的浩繁著述，以及在新時期已經被新知識大潮所豐富的作品。
　　多么希望在全面闡述中國文獻時不要遇到任何困難。如果允許，其內容可以寫成幾十卷的著作，追溯源頭并不難——中國人自古（早在本世紀前——著者注）就習慣編纂書目，闡釋名聞遐邇或者名不見經傳的書籍的內容，研究作者的真實身份，如果作者尚不知名，就會考證其生平，批評寫作中的錯漏，甚至還要指出印刷錯誤。以前出版的書目不再贅述，不過必須說到上個世紀由清政府出資出版的十六卷本、每卷八冊的書目②（歐洲人所掌握的版本——著者注）；此外，每部分還設有專門的評論（如，八卷本、研究儒家文獻的《經義考》；闡釋佛教經籍的長卷《閱藏知津》——著者注）。該書目中全部著述的絕大部分書籍現藏于我國圖書館；這就意味著，完成這部《中國文獻史》在資料方面不會有任何困難。但是我們所面臨的處境是，目前不僅俄國，而且整個歐洲都在關注《四庫全書總目》；今后，對中國文獻進行研究的不會只限于一兩個學者，這需要成百上千的人。俄國漢學家終會加入到這一研究行列中來，在幅員廣大的俄羅斯一定會找到其他歐洲國家已經發(fā)現的漢字鉛字。
　　如果請您撰寫一本篇幅短小的《中國文獻史》通用本，您就會理解我此刻的感受。不過，并非所有普及工作者都面臨同樣的境況。在其他領域，普及工作均走在科學探索之前；不懂外語的人也可以從事普及工作（阿德倫格之于太陽神教，肯本之于佛教——著者注）。但是并非所有懂外語的人和從事科學探索的人都能勝任本專業(yè)知識的普及工作：這需要特殊的闡釋方法，它不僅需要與自己的知識相匹配的能力，而且還要擁有回答學術界所提出的問題的能力。例如，很可能有人會指出，《中國文獻史》的首要問題應是著重論述所謂的美文學——介紹長詩，因為在希臘和印度這種文學形式仍然存在，所以應該多講述有關戲劇的內容，介紹中、長篇小說和演說術等。
　　但是我們認為，一個學者，如果為了滿足所有這些要求，他就無法重點論述一種文獻的本質內容，當然，這些內容在另一種文獻中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任何一個獨立自主民族的發(fā)展都源于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那些可能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存在的、一出現就被人類所掌握的早期文獻，對本民族才智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本質的影響，在促使該民族關注其他思想嗤之以鼻的現實生活和思想認識方面意義重大。所以，文獻史著作并非授命本民族的作家們寫作的內容，而是敞開懷抱去擁抱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擁抱所保存下來的文獻史資料，那么闡述時就必須遵循該民族文獻創(chuàng)作成果的主次順序。我們認為，儒學是整個中華文明，整個博大精深、種類繁多的中國文獻的基礎，而其話語和形象均用于了論戰(zhàn)或者批駁被它輕慢的作品（長篇小說——著者注），那么我們可以越過儒學而從其他方面人手嗎？與此同時，處于各民族學說之林的儒家學說，可能由于缺少思想的飛躍和豐富的想象而被人類忽視，但我們認為，中國文獻中可能存在其他民族的文獻資料。半個亞洲大陸之所以能被研究和理解，可能就得益于中國文獻；不僅朝鮮、日本和交趾支那在使用漢語，而且沒有中國文獻我們就無法掌握有關中亞和北亞的資料。印度本國已經遺失，且對于研究其生活方式（律藏，戒經——著者注）非常珍貴的資料也保存在中國文獻之中；正是由于中國人的貢獻，我們才能至少得以確定仇視歷史的印度的某些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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