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女人
　　1932年，照片上的曾志身著一件深色毛線衫，領邊和袖口處，淺色毛線挑出幾道細細的條紋，打底的是一件薄呢襯衣，不對稱的領口裁剪，顯示著主人不凡的著裝品位。濃黑的秀發(fā)，安靜地簇擁著她秀美的雙頰，她21歲，有著21世紀文藝女青年的神態(tài)，眼神飄忽憂郁。這位氣質脫俗的女人，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當時她正在廈門從事著危險的地下工作，不懼砍頭。6年前，15歲的曾志是“農民運動講習所”唯一的女兵，接受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有天夜里，出身官宦之家的男共產黨員夏明震（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之弟），以夜深城內戒嚴為由，在曾志的床邊和衣而眠。講習所輿論嘩然，促成了曾志并不情愿的第一次婚姻。曾志的母親是女兒堅定的支持者，這位出生在前清、裹著小腳的湖南女人，出面退還了女兒7歲時接收的包辦婚姻聘禮，讓女兒放心去做她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
　　而在1936年，遙遠的北平，有位文藝女青年楊沫，剛剛懷上了教書先生張中行的孩子，她已經厭惡了圍著鍋臺轉的生活，正準備和張先生分手。她愛上了一位英俊儒雅的共產黨人馬建民，她想入黨，她認為革命代表著中國的未來。于是她就懷著張中行的孩子，成了馬建民的妻子。
　　依然是這一年，華中大武漢，容貌出眾、口才卓越的中學生范元甄，正在救亡運動的講臺上演講，給共產黨人王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明說，這個人應該讓她入黨，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經是黨員了。當時，小知識分子范元甄還處在熱戀之中，她的愛人就是黨內的才子加美男、當時的國立武漢大學學生李銳。
　　銘記這些個人生命的場景，是為了返回革命的原點，就是說，沒有任何歷史類型學的裁判，可以抽象地將整整一代人的經驗全部涵蓋，從而抹去時代、欲望、品質、天賦、個性等因素在歷史中的結構性功能。整體的錯誤并不能推導出個人的失敗。因為只有在個人的維度上，真理才會發(fā)生。
　　如果將一種革命的精神現象學，投射到這三位女性共產主義者身上，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她們都堪稱女性精英：秉持理想、渴望超越、敢于行動。之所以強調她們的性別身份，是因為在以后的歲月里，經歷了戰(zhàn)爭與各種政治運動之后，當她們忘記自己的性別身份，被錘煉成一名忠貞戰(zhàn)士的時候，她們已經身為人母。成為母親的女人，還沒有等到歷史的裁度，首先迎來的是子女們以母愛匱乏之名，對她們進行的評判；或者來自自身的，以性別名義進行的自我勘察——這在男性革命者那里比較少見，革命后代回憶父親，大多記錄其功績，較少追討父愛的缺失。對于女戰(zhàn)士來說，做母親顯得不那么重要了，曾志在其自傳《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前言中，堅定地寫道：“我始終將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更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較輕、較淡。只要為了黨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棄一切，包括生命。因為我不僅是一個女人，更是一名戰(zhàn)士�！币环N圣斗士般強硬的頭腦，支撐著生命的全部價值與意義，思想有多堅定，行動就有多執(zhí)著。從“農民運動講習所”女兵，到胡耀邦麾下協(xié)助其平反冤假錯案的中組部重要成員，半個多世紀，曾志的一生涵蓋了中國革命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盡管她在自傳中偶爾流露出母職疏忽的遺憾，但“更多是一名戰(zhàn)士”，如此壯志凌云，被其女兒陶斯亮理解為比“母親”更多的“精神遺產”�？梢钥吹�家庭，但孩子卻無從、無能、無力看淡母愛，這是“身為女人”的倫理困境。作為母親的楊沫和范元甄，就遭遇了成年子女的倒戈與審視。
　　范元甄的女兒李南央幾近控訴的文字《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曾在多年前的思想界掀起波瀾。私領域的事物再度曝光，比如家庭生活，夫妻間的日常齟齬，革命者的情欲關系，婆媳關系等，所有的問題的紐結在范元甄這邊：她多疑、暴戾、冷血，在這些多邊的折磨關系中，一個早熟的革命者怎么成了倫理視線中的瘋女人？但這并不影響她依然是一位“革命者”，除了背叛有關“女人”的普遍屬性，她從沒有背叛她自己——她痛罵定居海外的女兒是資本主義的走狗。在信仰的維度上，理性與瘋癲互為鏡像，母親會變成“圣徒—妖怪”。終極信仰與普世價值、垂直維度與水平維度、空間與時間的矛盾體，糾結在脆弱的母女關系中。向冷漠的歷史理性（必然性）討要母愛，這是李南央的誤判。千差萬別的個人已經打包成人民意志，到了人民“蘇醒”成個人的時代，女革命者依然蜷縮在“政治信仰”的硬核之中，缺乏現實感以及時間性。或者說，一種革命的原質性的存在看上去就像貝類生物一樣丑陋。如果沒有貝殼的包裹，這無形無狀的存在，作為本質的形象，是人們不愿直視也不敢直視的。
　　據阿倫特考證，“革命”一詞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某種宇宙運行規(guī)律。革命的深奧表征在黑格爾那里，就是歷史哲學，也即辯證法。革命如果是某種歷史內核，是深不可測的“理性深淵”，那么孕育歷史萬物的母體，其顯與隱的運作，就發(fā)生在有關真理的話語實踐之中。當個人被拽入極端的實踐，這個個人應該披盔戴甲，不是為了抵御敵人，而是為了抵御革命本身，比如曾志常常告誡自己的：盡點妻子的義務。
　　當革命被指派為身份功能的時候，殉道者的功績才具有時效性，這是政治的顯性運作。而當革命還原成某種思維模態(tài)，革命的隱性運作使得革命本身必然遭到懷疑。這并非意識形態(tài)之爭，女革命者沒有及時更換身份馬甲，就是說她們還沉浸在本質即現象的同一性之中，無需征用原質的母體形象，女人就是某種特別的母體。一個女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革命，她不用裝扮，她就是革命本身。因此，她們也顯得更加忠貞，或者更加頑固。
　　在作家老鬼（馬建波）的眼里，母親楊沫可愛又可恨。他懷著不可遏止的戀母情結——可能與其作家氣質有關，盡可能地去理解母親的“反�！薄；貞浤赣H的文本，實際上是作家本人，攜裹著坎坷多艱的激情，刻寫自己的生命曲線。他在時間的單行道上，總結著母親晚年的“善行”，抱怨著母愛的匱乏。但在情感深處以及空間層面，母親不費一兵一卒，完全征服了兒子。一個紅衛(wèi)兵革命小將追憶老革命家，不肖之子書寫革命母親，“革命”話語搭建起層疊結構，參差對照，《母親楊沫》是作者不自覺地完成了的有關革命的隱性書寫：他不關心成敗，他注重火焰本身。革命的煉金術在于鑄造不屈而高貴的靈魂。
　　這些智慧、美麗而勇敢的女人，被歷史看見的女人，被兒女書寫的母親，當她們老了，被后來的人們冠以“馬列主義老太太”之名。她們刻板，嚴厲，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里，這些性格形象意味著她們把全部的激情與愛，都獻給了一種主義，無對象，無客體，正如她們年輕的時候，愛一個男人和熱愛共產主義是對等的一樣。她們并不通曉政治，她們只知道“愛”，無條件地愛。如果要審判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就意味著審判一個“女人”，如果女人是非政治的，那么審判女人就具有政治價值。
　　革命與存在
　　在革命的譜系中，中國女性革命家堪稱世界之最。她們參與革命的廣度與深度，對信念的忠貞，克服險惡的勇氣和意志力的強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屬罕見。革命與工作的同義反復，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大特點，因此，女性解放的訴求內在于參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導致的泛政治化，意味著革命的超越性價值與生存勞作的水平價值高度統(tǒng)一。從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從形而下到形而上，從延續(xù)性到創(chuàng)造性，從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現象幾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飾。革命既是中國20世紀的歷史本質，又是歷史現象。從邏輯上講，革命是一個否定判斷：否定父權，否定宗法，否定倫理，否定傳統(tǒng)，否定壓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當否定邏輯普遍化之后，革命管轄了存在的方方面面，因為革命經驗被體驗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個有著兩千年農業(yè)文明的國度，幻想著海洋經驗，于是，一個“航行”的世紀就展開了。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倫布將舊大陸狠狠地甩在身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將去向何方；當新的地平線出現的時候，他甚至有些沮喪，以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革命和冒險相關，革命成了某種公共藝術，而非政治。革命作為希臘式的洞穴外的太陽，無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領袖理所當然就是紅太陽，這是“道成肉身”的中國革命，革命獲得了信仰的屬性。
　　唯物主義者的兩難，讓神圣與世俗并軌，這是革命的顯性運作——即政治——必須解決的問題。革命直抵存在，沒有中介及緩沖地帶，沒有經過爭辯、考量、深思熟慮的制度安排以及權力秩序的制定。因此，表征的匱乏導致革命空降人間，革命直面?zhèn)�體，直抵肉身，這本身就具有神學意味。壓迫是被召喚的結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們本不知曉壓迫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于反抗。而在傳統(tǒng)的基礎、原則及其運行生態(tài)發(fā)生變化的情況下，革命作為癥狀，是社會肌體的生理反應。中國革命啟動引擎是從文化——即習俗與生活方式——開始的。撬動習俗的第一支點，就是婦女問題。家庭成了政治發(fā)生的第一現場，這就是“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命題。在革命賦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眾體驗為空間位移。“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受到沖擊，不成體統(tǒng)的叛逆兒女向父權開炮了。處在父權制最底層的女兒們，鎖在深閨的女兒們，走了出去，去做什么？讀書和自由戀愛，或者說讀書是為了培養(yǎng)自由戀愛的能力。情欲自主作為個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對女人賦權的基礎。男人則不同，漫長歷史中，他們的情欲架構得到妻妾制度及娼妓制度的支持，盡管前者依然是在家庭倫理的范疇之中。個人自由的傳統(tǒng)資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征途就有多艱辛。最基本的天賦自由就是人身自由，這在中國女性解放征途中尤為突出。與人身自由從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國女性的解放是從“腳—腳步”開始的。辛亥革命攆走了皇帝，而辛亥革命之于女人，則意味著她們可以放松行走了，這就是孫中山曾一度倡導的“天足運動”。
　　文化—習俗方陣受到沖擊，政治學理論家不愿意看到這樣的事實，他們更愿意談論制度方案、權力原則以及客觀精神，但中國革命若從女性解放的維度考查，其存在主義意味不可否認。在肉身現場，人的處境、人際關系、家庭、身份確認及再造、微觀權力的整飭等方面，革命的漢語思想與某種生命哲學的命題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愛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時間停滯在20世紀30年代，這些讓所有年輕人蠢蠢欲動、血脈賁張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楊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了戲劇性的呈現。不管革命的性質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讓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為在生死對決之中，克服死亡恐懼的一方，是為了爭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贖回正義。走向解放之路的中國女人，必然面臨這樣的考驗，這比西方女人爭取女權運動，具有更多的復雜性、殘酷性和特殊性。在歷史的非常時期——抗日戰(zhàn)爭與內戰(zhàn)，個人不足掛齒，個人解放與民族解放畫上了等號。政治問題是一個復數，牽涉到理想、政權、階級、社會性的貧困以及始料不及的戰(zhàn)爭。在革命策略上，還涉及模仿蘇聯(lián)還是自主創(chuàng)新的問題。走出深宅大院的女人，如果長于思考，關注私人生活之外的問題，必然就會廁身于政治活動空間（上海是個例外，有著數量驚人的職業(yè)女性，而不是職業(yè)女革命家）。這些站出來的女人，20世紀前半期的精英分子，還來不及應對性別問題，就投身到一種以革命自居的政治力量中。就是說，個人自由與解放僅僅作為一個原初的助推力，性別問題只在世紀之初曇花一現。比如楊開慧，作為中國女權先鋒，在日記中就曾主張廢除婚姻制度，本著不婚原則，對毛澤東最初的追求態(tài)度漠然。反清俠女秋瑾，還是一位不自覺的同性戀者。這些自由在個人維度上的行進速度，受到了大革命的席卷，將復雜艱深的有關自由的運作，托付給告別舊世界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一攬子方案。新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來自革命，并不斷走向革命，無需論證，在信仰層面獲得擔保。解放就這樣從個人出發(fā)，以個體的泯滅而告終。
　　人性與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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