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亂世，是不幸亦是幸。因有更多現實中的苦難與磨礪可以助其破繭羽化，雖然此番過程通常有常人想象不到的艱辛。

本書主人公畫師長谷川等伯就是這樣一位在戰(zhàn)國亂世中為追求至高畫境而不懈努力一生的藝術家。他的一生充滿了動蕩年代的各種不幸，然而每當置之死地后蛻變成功的法悅，卻又如同暗夜里的朗朗月華繁星點點，一次次化作他的信心之源，替他指明將來精進的方向。

歷史上的長谷川等伯經歷了戰(zhàn)國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代政權更迭，一路從佛畫師走來，最終登上畫壇頂峰。其所留予后世的多數作品均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包括如《松林圖》等數幅國寶級佳作。

安部龍?zhí)�郎選擇長谷川等伯作為本書主人公，通過對其精彩生涯的演繹擷取了第148屆直木獎，并成就了安部文學的巔峰之作。

作為譯者，有幸追隨安部龍?zhí)�郎先生的筆觸，跟等伯一起經歷近十次窮途末路與破繭重生，翻譯完成之后的歡喜或亦可稱為法悅。作家安部、畫師等伯通過他們嵌入靈魂的作品所教給譯者的東西，讀者們也將在此后的閱讀中明顯感受得到。我毫不懷疑用心通讀此書的讀者即將獲得的滿足感，以及有所悟的愉悅感。

在此，我覺得有必要提一提本書的兩大特點，或將有助于讀者們的精神閱讀之旅。

其一，是有關佛法與禪，貫穿了本書的始末以及主人公等伯的一生。等伯原名信春，是繼承家業(yè)的佛畫師，所以自然離不開佛的話題。

梵文佛法自天竺傳至中國，再傳至日本，從比較文化的角度來看，經語言差異、翻譯取舍、人文差異、政治取舍等因素的影響，其間的差異即便在古代也是很巨大的。

比如從佛教與王權的關系上來看，天竺佛教認為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需要有人能擔起維持治安、防止惡人當道的責任，所以這人碰巧成了國王，并非生來高貴。其地位也應與小偷無差，因為兩者無論收稅還是偷盜都是取他人之物為己所用。

而中國的帝王是受天命所托的天子，理應萬眾敬仰萬民順服。這與原始佛法的中心思想一切眾生皆平等的慈悲說是相對立的。在東晉成帝時期，攝政大臣庾冰明確表示僧侶亦為人臣，理應敬王，認為帝王不可屈尊處于僧侶下位。時至唐宋，佛教已成為從屬于王權的存在。但即便如此，佛教也不曾因王權的強勢而積極地成為王權的工具。

這在日本則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公元538年百濟圣明王使者攜金銅釋迦如來像、佛具與佛教經典，獻予欽明天皇。自此，佛教正式傳入日本。從一開始，佛教在日本就是鎮(zhèn)國護家的思想學說，在家國社會中處于支配地位。所以時代小說里總是有大量的各個年齡層的男女皈依佛門的橋段出現，社會地位較高者其受戒后的稱呼多為某某院?殿。

就佛教流派來說，平安、鐮倉時代以后主要有凈土宗、凈土真宗、日蓮宗、禪宗等派別。而派別間的宗論也是時有發(fā)生的，比如本書中所提到的歷史事件安土宗論。

另外從思想上看，佛法與禪在明代受過儒釋道三教合一、禪凈合一的影響，在同時代的日本還受了本土神道教的影響。不過其找回本真的自我悟道這個要旨卻是不變的。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這與藝術真諦的純自然有相通之處。這也是畫師等伯在精神上需要數度破繭之處。

所以作為本書主旨之一，本書借公家貴族近衛(wèi)前久之口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這些從政之人，多少要為了信念撒些謊。時而欺騙、誣陷或背叛。但這并不表示我們認可這些行為。我們也在內心祈求流芳千古的真善美能從心底打動并震撼我們。畫師是求道者，不可被世俗的名利蒙蔽了雙眼！

以上便是本書時代與思想背景中的佛法與禪的因素。無論是禪師、藝術家，還是普通人，對尋回初心的追求，在哪個年代都不過時。

其二，是數量極為龐大卻個性鮮明的配角群。

出場人物眾多，這當然與時代背景中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短時期風云巨變有關。本書篇幅不算長，但其配角數量即便相較于其他以戰(zhàn)國為背景的時代小說，也是相當龐大的。而配角的刻畫成功與否往往是決定小說成敗十分關鍵的要素之一。

比如上文提到的看似無所不能的近衛(wèi)前久、愿提我太刀一柄，今日此時天地拋的茶道大家千利休、睿智風趣能看透人心的禪宗大師春屋宗園、被時代所玩弄，想游至對岸而拼命掙扎了一生的可憐人夕姬、愚忠卻至死不渝的兄長武之丞、內心矛盾而痛苦的天才畫師狩野永德等等人物，著墨不多卻個個都足以讓人品味良久。

另外還有一筆帶過的大量背景人物，只三言兩語便栩栩如生，如后段出現的讓我來幫你斷頭的畠山義春。

畫師等伯在各種因緣下與這些構成小說血肉的各種人物碰撞摩擦，在夢想與現實中再三徘徊往復，經歷數度極大的苦悶焦躁與法悅，最后終于知曉了自己人生的目的，便是對自身靈魂與畫技的不懈磨練，便是繪出更多更好的嵌入靈魂的畫作，便是成為孜孜不倦追求至高畫境以讓自己更為滿意的大畫師。

等伯不負此生，《等伯》也定不負您的期待。

歐凌　書于201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