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人文學術研究文庫：托馬斯哲學專題研究》：

　　一、托馬斯的問題類型論的亞里士多德淵源

　　托馬斯的問題類型論有其深厚的古希臘思想淵源。古希臘向來就不缺乏自覺關注人類提問活動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便是其中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不僅使通過對話來詢問“事物是什么”成為一種探求事物的普遍本質或者定義的“問答法”，而且把在對話中單純地通過提問而使對話者自己發(fā)現(xiàn)真理性答案的方法視為智慧的“助產術”。柏拉圖又使乃師的問答法慣例化，并把它從一種樸素的“對話法”發(fā)展成為一種更為精致的“辯證法”。亞里士多德又進一步整合了先輩們的相關思想，并根據(jù)自己的形而上學形質論而構建了一種頗具邏輯特色的問題類型論，為托馬斯的問題類型論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在建構自己的邏輯哲學體系的時候，亞里士多德曾經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區(qū)分了人所能提出的問題的類型，每一種方式都涉及對問題的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的語義分析，從而使他的問題類型論明顯地呈現(xiàn)出本體論與邏輯學的雙重意蘊。

　　以第一種方式區(qū)分問題的類型出現(xiàn)在《論題篇》中。亞里士多德在該書第一卷第4章中首先把問題與命題等同起來，斷定兩者在數(shù)量上是相等的并且可以相互轉化。他指出，論證的始點是命題，盡管推理是由命題構成的，然而它涉及的則是問題，但凡需要論證的命題都是問題。在他看來，一個命題與關于這個命題的問題并無實質性的區(qū)別，兩者僅僅是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已。“因為如果把問題說成這樣：‘兩腳行走的動物是人的定義，難道不是？’或者‘動物是人的屬，對吧？’那么，它們就成了命題。但是，如果反過來說：‘兩腳行走的動物是不是人的定義？’（或者‘動物是不是人的屬？’）這樣，就成了問題。其他場合也同樣如此。可見，問題與命題在數(shù)量上是相等的。因為只要變換表達的方式，就能從所有的命題中構造出問題來�！奔热幻�題與問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那么我們弄清了命題的邏輯結構也就相應地弄清了問題的形式結構，并且可以在此基礎上對問題進行分類。在亞里士多德的主謂邏輯中，一切命題都是由主詞和謂詞構成的，單獨的主詞或者謂詞并不能構成一個或真或假的命題，其中主詞涉及的是命題所言及的對象，謂詞因為它表述主詞的意義，從而也表述命題所言及的對象的具體內容。這樣，謂詞在構成命題并對之進行邏輯分析中是一個起著關鍵作用的因素。因此，亞里士多德就著重通過對命題中的謂詞的劃分而對問題進行了類型學分析。就在命題中的謂詞表述主詞及其所意指的對象的具體意義與內容而言，亞里士多德以十范疇來對它們進行分類。他說：“我們必須區(qū)分范疇的種類……它們的數(shù)目是十個，即本質、數(shù)量、性質、關系、位置、時間、狀況、所有、動作、承受�！边@種以范疇的種類來區(qū)分問題的類型所采用的標準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標準，即謂詞所表述的“存在者”的具體內容與意義。此外，就謂詞表述主詞及其所指對象的具體內容與意義的邏輯關系而言，亞里士多德又進一步把命題或者問題劃分為特性（idion）、定義（horon）、種相（genos）、偶性（sumbebekos）四類。他說：“所有的命題或者所有的問題所表示的，或者是某個種相，或者是一個特性，或者是一個偶性；因為屬差（diaphoran）具有種相的屬性，應當與種相處于相同序列。但是，既然在事物的特性之中，有的表現(xiàn)本質，而有的并不表現(xiàn)本質，那么，就可以把特性區(qū)分為上述的兩個部分，把表現(xiàn)本質的那個部分稱為定義，把剩下的部分按通常所用的術語叫作特性。根據(jù)以上所述，很明顯，按照現(xiàn)在的區(qū)分，一共出現(xiàn)了四個要素，即特性、定義、種相和偶性，但是，千萬不要誤以為在上述四要素中每一個自身獨立的就是一個命題或者問題，我們只是說任何命題或者問題都要由它們構成。”我們從這段引文中不難看出亞里士多德以四謂詞來區(qū)分問題的類型，他所采用的顯然是一種邏輯學標準，也就是說，根據(jù)謂詞與主詞的語義之間的邏輯關系來區(qū)分問題的類型。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在《論題篇》中區(qū)分問題的類型是以對主謂詞的語義分析為基礎的，其中既蘊含著對哲學范疇的意義分析，也包含著對四謂詞的邏輯分析：前者為問題類型的區(qū)分提供形而上學本體論根據(jù)，而后者為問題類型的區(qū)分提供形式結構的表達，兩者是互滲互輔的。

　　以第二種方式區(qū)分問題的類型出現(xiàn)在亞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一書中。我們在這本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嶄新的問題類型論。首先，亞里士多德斷定我們所探討的問題的數(shù)量與我們所知道的事物的數(shù)量是相等的。然而，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就這兩者何以在數(shù)量上相等的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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