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選擇關中地區(qū)的一個普通村莊黃村作為田野調查點,結合檔案材料和訪談資料,分析1952-1966年國家權力系統(tǒng)與意識形態(tài)的具體運作機制,以及黃村的戶族、農民、干部等以何種心態(tài)、策略回應國家的要求。在多方互動中,逐漸建構出一種復雜的社會文化權力網絡,這既與社會主義“新德治”有關,也體現出村落政治之有常。
政治學是一個寬泛而宏大的學科概念,研究中國政治也是千頭萬緒,有無數的切入點,《黃村十五年》以關中地區(qū)一個普通村落為著力點,選取1952-1956年間特定的歷史時刻,分析革命運動如何將普通的勞動者卷入社會主義革命大潮,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對革命的心態(tài)和對人民國家的感受,以及由此而采取相應的行為?梢哉f本書是一部關于普通勞動者卷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心態(tài)史,也是一部關于村落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道德話語、倫理實踐、文化象征等的政治史。
序言:在歷史的田野中探尋村落政治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黃銳博士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即將出版,這是任何一位青年學者成長的必經之路,作為他的碩士和博士期間的導師,每看到他的一點學術進步,我都由衷地感到高興。黃銳博士專攻政治社會學,在華東師范大學六年的學習期間,他學習一直十分認真,善于觀察和思考,敢于提出新的見解,不斷耕耘,在讀書期間就發(fā)表了不少學術論文,其勤奮好學的態(tài)度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當這本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專著即將付梓之時,我非常樂意為之作序。
該書研究的是關中地區(qū)的一個普通村落在1952—1966年的革命建設史,最普通的勞動者卷入社會主義革命大潮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對革命的心態(tài)和對人民國家的感受,以及由此而采取相應的行為。我認為,就這本書最為獨特的價值而言,這既是在研究中國革命建設史中較為少見的一部關于普通勞動者卷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心態(tài)史,也是一部關于村落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道德話語、倫理實踐、文化象征等的政治史。
關中,因其地理優(yōu)勢,在趙宋之前的中國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聚居之風尤盛。明清以來,人與土地的關系較為寬松,宗族規(guī)模減弱。取名為學名的“黃村”,其在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尚未波及之前,像關中平原上的所有村落一樣,是一個無租佃、多雇傭、宗族規(guī)模小但認同強(在本書中稱之為“戶族”)的普通村落。也正是其普通,恰恰打開一扇窗戶,讓我們可以透視宏觀的社會革命建設與微觀的勞動者日常生活世界之間的密切關系,進而理解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情境下的村落政治及其實踐形態(tài)與演變邏輯。本書立論合理,邏輯清晰,資料豐富,尤其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第一,對村落政治的概念給予了明確的界定與分析。在鄉(xiāng)村社會中,村落既是一個日常生活共同體,又是一個文化倫理體系或網絡,同時還是國家基層政權建設的基本單位。本書將村落政治視為底層政治和日常政治雙重整合的重要表征,既包括村落內部的社會結合關系(比如,村民之間、村民與干部之間以及村民與宗族之間),也涉及與國家權力、意識形態(tài)以及自上而下的政治結構之間的復雜聯(lián)結。由此,本書不僅重新發(fā)現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基層社會的活力,還建構出一種不同于“官方政治”的政治表達形式。
第二,受到延伸個案法的啟發(fā),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在黃村開展了深度訪談。盡可能地以人類學的“深描”來呈現出黃村村民的歷史記憶,深度挖掘黃村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社會變革過程、后果及其背后的意義建構邏輯。并且,作者使用了部分歷史檔案,除了以歷史資料和訪談記錄相互比對和甄別分析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知識和情感上置身于黃村的實際的歷史場景中,具體地體驗1950年代—1960年代的鄉(xiāng)村生活。而這勢必要求作者對歷史檔案的考辨、解讀以及對當代中國政治中的相關路線、方針、計劃、政策等給予真切的理解。
第三,發(fā)掘了戶族在關中鄉(xiāng)村社會的特殊地位及其對于村落政治的意義。與“華中學派”對于關中的實地調研相比,作者既有扎實的田野調查,也有詳實的理論梳理,并且基于一種“同情的理解”對關中鄉(xiāng)村社會結構中特有的宗族類型(戶族)展開分析!皯糇濉钡男纬膳c關中地區(qū)近代以來的災害頻發(fā)和匪事不斷有關,但也始終受到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象征之影響,是一個極為繁復的社會過程。隨著國家權力與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國家—戶族—村民三者之間的關系充滿張力,村民既自我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又以戶族道德、倫理作為“弱者的武器”,呈現出社會主義實踐中村落政治的多維面向。
當然,作者的立意不僅在于理解20世紀后半期的中國革命,而且試圖回應改革開放前后30年的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的問題,以解釋今天中國的社會轉型。照此來看,也許本書所使用的歷史檔案與田野資料以及對于這些實證材料的闡釋是有待深入的。在本書許多段落的描述以及觀點的論證中,我們會發(fā)現今天中國的不少方面是延續(xù)著當時的脈絡,但也有許多的不同,關鍵在于,這些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的方面在本書中是零散的,尚不足以整理與分析出改革開放前后30年發(fā)展的宏觀場景。并且,這些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的方面從1966年至今是如何具體演變的呢?
此外,在黃村—關中—中國的理路中,本書已然體現出區(qū)域史研究的視野和功底,但難以在區(qū)域比較的層面凸顯關中地區(qū)的特質,進而推進一種對1950年代—1960年代中國政治的整體性分析。本書細致地考察前輩學者在關中地區(qū)的歷史語言學、歷史地理學、經濟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以戶族這一關中地區(qū)鄉(xiāng)村社會結構中的特有組織與村民、干部、國家等的復雜關系理解1950年代—1960年代關中平原的村落政治,凸顯關中地區(qū)的特質?上У氖,戶族在關中地區(qū)的形成、發(fā)展及其演變,除了社會性的、經濟性的因素影響之外,更是歷史性的、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過程,因此對戶族的理解還應置于關中地區(qū)的觀念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傳統(tǒng)之中,實現一種歷史的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并未像大多數從事當代中國史及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那樣將時間定格在1949年及以后,而是選取1952—1966年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段,這可能與作者試圖跨過1949年,將20世紀歷史作為整體研究有關。但就此而言,這顯然是一個遠未完成的著述。好在黃銳博士曾向我多次提及,他的下一本著述將是以民國18年年饉為主題,而時間段將延伸到1952年,這也許是一個建立貫通性理解的嘗試。我非常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
是為序!
于上海金沙江寓所2015年2月18日除夕
黃銳,男,1985年生,陜西西安人。先攻理工,后轉社科,在華東師范大學獲碩士學位(社會學)、博士學位(政治學),F為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兼任上海高校智庫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青年研究員,在《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天津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數篇,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
序言:在歷史的田野中探尋村落政治1
摘要1
ABSTRACT1
第一章 緒論1
一、 問題的提出1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3
三、 本研究的結構安排18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1952—1966年中國村落政治研究再出發(fā)34
一、 如何理解1952—1966年的中國政治:海外中國學的發(fā)展及其遺產34
二、 如何理解中國村落:功能主義、“滿鐵調查”與海外人類學42
第三章 理論視角與黃村研究的意義和方法64
一、 理論視角:在上下互動中探究村落政治64
二、 黃村研究的意義和方法70第四章 從互助組到高級社:關系政治與黃村戶族的弱抵制89
一、 從互助組到高級社: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參與式國家動員89
二、 關系政治:工分制下的勞動管理與日常行動策略100
三、 “退社風波”:戶族的家庭倫理及其弱抵制112
第五章 “大躍進”:道德統(tǒng)御與農民的“反行為”127
一、 “大躍進”: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與合作化運動127
二、 “大躍進”時期的道德統(tǒng)御與身體政治136
三、 生存?zhèn)惱恚荷鐔T與干部的“反行為”142
第六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干部下鄉(xiāng)與人民的政治參與161
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國家向鄉(xiāng)村的組織滲透161
二、 干部下鄉(xiāng)與基層組織的重建166
三、 “正義的武器”:人民的政治參與和國家權力實踐的多重面向175
第七章 總結與討論193
一、 簡短的總結193
二、 未盡的討論197
附錄211
一、 黃村行政變遷211
二、 相關人物的簡要傳記212
三、 訪談對象、時間、編碼以及頁碼對應表214
參考文獻217
后記262
長期以來,1952—1966年的中國政治研究或當代中國史研究受到“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的影響,主要考察國家政策的制定及實施過程,而把農民想象為一個制度的被動接受者,由此可能會或多或少遮蔽了中國政治的豐富性及其背后的意義建構過程。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在近年來開始注意到1952—1966年的多重面向,他們除了關注全局性的決策及其運作之外,也開始側重于對村落的研究,而村落政治在此大潮中更是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
在本研究中,筆者以印度的底層研究學派和斯科特—克夫列特以降的研究進路、兩種“底層政治”的書寫方式為啟發(fā),選擇關中地區(qū)的一個普通村莊——黃村作為田野調查點,結合歷史檔案和相關報刊材料,分析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大躍進”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國家權力系統(tǒng)與意識形態(tài)在黃村的具體運作機制,以及黃村的戶族、農民、干部等以何種策略回應國家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并不試圖將黃村的特殊村史嵌入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中,而是旨在考察以下內容:第一,作為一種國家社會運動的社會主義實踐如何展開,其基本取向、變革目標以何種形式表現,并且其中隱藏著抑或正在形成何種國家治理術;第二,當原來的鄉(xiāng)土傳統(tǒng)遭遇到突如其來的國家權力與意識形態(tài)時,作為黃村中的主體性力量的戶族、農民以及鄉(xiāng)村干部以何種社會心態(tài)來面對,又體現出怎樣的行動邏輯;第三,在國家—戶族—農民的互動中,國家、戶族與農民的關系呈現出何種實踐形態(tài),進而形塑出中國村落政治何種的特殊樣態(tài)與演變邏輯。
在互助組到高級合作社的發(fā)展過程中,參與式的國家動員吸引了大量的農民,他們?yōu)榱思w經濟的利益和合作社社員的身份在“工分制”下進行勞動生產。值得指出的是,集體化時期的“工分制”不僅是滿足經濟增長、體現社會主義性質和社員身份的一項具體措施,同時更是一種勞動管理體制,甚或作為一種基層控制手段,代表著國家權力由生產領域的滲透向社會規(guī)訓的發(fā)展。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激進化與“大躍進”運動的展開,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道德的話語深入農村,“平均主義”的風潮日益盛行,而經過人民公社鍛造出來的日益熟練的凝視技術更是讓國家意識形態(tài)從原有的政治領域彌散到鄉(xiāng)村社會的生活世界,而農民的身體也由此越來越呈現出政治化的圖像。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鄉(xiāng)村干部成為被“教育”的對象,而有組織的干部下鄉(xiāng)作為非常規(guī)的權力組織逐漸實現對基層組織的社會文化—權力網絡的重建。
不過,經歷過嚴酷政治現實的黃村的戶族、干部與農民,往往在表面上選擇接受政治話語的表述,與此同時又會在自身的經驗世界中遵循日常的生活邏輯,最終體現為農民的行為選擇與話語表述的分離這一獨特性后果。他們一方面采取合作的態(tài)度,按照社會主義“新人”的標準積極完成自我修煉;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會訴諸鄉(xiāng)村社會中固有的生存?zhèn)惱、戶族觀念等,使用各種“弱者的武器”。在“工分制”下,他們保證農活的質量,但也顯示出“漂亮”的掙工分策略。而一旦莊稼歉收、口糧減少時,他們采取“瞞產私分”、“偷盜”以及“借糧”等方式,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生存?zhèn)惱韺W!吧鐣髁x教育運動”時期的情況更為復雜。雖然農民獲得國家賦予的“正義的武器”,但是他們與鄉(xiāng)村干部長期以來天然的共生于一種社會文化網絡之中,各自充分運用一些特殊的、非正式的行動策略和各種可得資源,構筑與營建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空間與正當性。
當然,農民受到的影響也是相當劇烈的。隨著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灌輸,國家的影響力正在不斷地滲透進鄉(xiāng)村社會,農民也在此過程中開始產生對國家合法性的認同,并以此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在黃村的“退社風波”中,他們首先挑戰(zhàn)的并不是集體主義制度或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只是針對某些合作社干部的瀆職行為。另外,為了保證抵制行為的政治優(yōu)越性,他們還明智地將以前的富農從戶族的抵制隊伍中剔除出去。到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貧下中農被中共中央賦予監(jiān)督農村干部、遏制瀆職行為的權力,也同時獲得批評和揭發(fā)鄉(xiāng)村干部的信心和勇氣,他們越來越多地傾向于使用“人民來信”等“正義的武器”。
總之,“全能主義政治”或“總體性社會”的形成是一個動態(tài)的演進過程,涉及國家權力從生產領域的滲透向社會規(guī)訓的發(fā)展、國家意識形態(tài)由原有的政治領域向整個社會的彌散以及基層組織的社會文化—權力網絡的重建等,最終呈現為“社會主義的新傳統(tǒng)”或“新德治”。而黃村的戶族、干部與農民則以一種日常的、微妙的和非直接的形式,表達著對國家權力及其規(guī)則的順從與抵制,是一種不同于“官方政治”和“勸說政治”的日常政治。不過,隨著組織滲透的深入與國家權力系統(tǒng)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在地化”,黃村戶族中的具象農民成為抽象的人民,而對國家產生某種認同。在此意義上,1952—1966年的村落政治作為底層政治的一種表現形態(tài),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權力網絡,體現在國家—戶族—農民三者之間的實踐關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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