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楊共樂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自2002年創(chuàng)刊以來，一直受到國內(nèi)史學工作者的熱切關注，在國際上也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至2015年，除了2004/2005年合刊為一卷外，其余都是每年一卷，共出版13卷。這13卷凝聚了幾代史學工作者的心血，展現(xiàn)了21世紀以來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的諸多成就。如今，她作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集刊，已成為史學界同仁發(fā)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文章的重要園地，在社會上也獲得許多文史愛好者的好評。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加入這個園地的建設，使她成為大家喜愛的“百花園”。
　　為了更加及時地反映同仁的研究成果，自2016年起，《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每年出上、下兩卷，分別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出版，總卷數(shù)連續(xù)編號。本卷是2016年上卷，總第14卷。我們將繼續(xù)堅持既有的辦刊宗旨，走有特色的辦刊之路，堅守一貫的辦刊風格，重視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成果，主張求真、嚴謹、扎實的學風和文風。
　　本卷“史學方法論探討”欄目，刊發(fā)了青年學者陳安民的文章。他從章太炎論衡中國史學的視角論述邏輯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的運用，展現(xiàn)中國史家的邏輯運用對于歷史理論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和中西史學會通的促進作用，認為中國史家并不缺乏歷史分析與理論建構的邏輯素養(yǎng)。
　　在比較研究方面，陳金海的《司馬遷與李維史學的道德認同觀念》和陳其泰先生的《《漢書》對《史記》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繼承發(fā)揚》可謂是用力深厚之作。前者將司馬遷與西方史家李維在道德認同觀念方面進行比較，從中反映出中西古代史學的不同特點；后者通過對《史記》《漢書》的比較，認為二者之間是交相輝映的關系，《漢書》在體裁、史料、史學思想等方面，都繼承和發(fā)展了《史記》，其成就不可低估。揚班抑馬或揚馬抑班都是片面的。它們的差異應理解為在不同時代條件下形成的不同特點，不能形而上學地將它們對立起來。比較研究能夠從更加廣闊的視野中認識史學現(xiàn)象和史學規(guī)律，對深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考察經(jīng)學與史學的關系，是近年來史學史研究擴展和深入的一個方向。李傳印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家實錄觀念的理論特征》、周文玖的《經(jīng)學與劉知幾的史學批評》、姜海軍的《程頤對《春秋》經(jīng)傳的認知、詮釋及其理學》、王紅霞的《經(jīng)師，還是經(jīng)學研究者？——顧頡剛的經(jīng)學研究角色定位》、黃濤的《試論蒙文通的經(jīng)學立場與史學研究——以《古史甄微》為中心》都體現(xiàn)了這一取向。此外，歷史認識與政治的關系，修史與政治的關系，史學家的政治理想在歷史編纂中的反映等，在本卷“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欄目都有深入的探討。特別是王記錄教授通過考察清朝皇帝對修史的干預，揭示了清朝官方當代史的書寫與政治的關系，進而提出“帝王史學”的概念，對進一步反思中國古代史學富有啟發(fā)性。郭蔚然對《泰西新史覽要》成書的研究，以及馮嬋對王叔岷的研究，均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的探討帶來了一縷清新。
　　在歷史教育方面，尤學工的《論晚清歷史教育》和李孝遷的《困境與應對：試論近代中國的歷史教育》分別從積極的和消極的視角，考察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教育。兩文觀點有一定的差異，論述和思維風格亦有不同。讀者正可從中認識到它們之間具有互補性，有益于使自己的認識臻于完整、全面。加強對外國史學的研究，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本卷設立“外國史學研究”，刊發(fā)尹寧的《論《諸奧古斯都傳》的寫作特點》、王羽飛的《勞埃德·徳莫斯的心理史學理論》兩文，對國外史學名著進行評述，評介最新的西方史學理論。本刊重視史學評論。“書評”是史學評論的一種形式，本卷的兩篇書評，分別對楊共樂教授主編、易寧等教授主撰《古希臘文明》和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吳淑惠教授著《《史記》論析六章》進行評析，認為兩書在各自領域均推進了研究，可謂最新成果的重要呈現(xiàn)。
　　反映本中心活動的《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大事記》以及反映一年來本學科研究情況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論著要目》，以往都是以“附錄”形式排在文章后面。該“附錄”也是讀者喜愛的欄目之一。此欄目將繼續(xù)保留，但為了體現(xiàn)一年的完整性，擬安排在本年的下卷。這是要向讀者說明的。
　　本刊由每年一卷改成每年二卷，用稿量增大。我們殷切希望學界老朋友一如既往地關愛本刊，也熱烈歡迎青年才俊等新朋友加入本刊的作者隊伍�！氨娙耸安窕鹧娓摺保瑢W界同仁的支持是辦好刊物的關鍵。相信在大家的關愛和支持下，我們的刊物會越辦越好，我們的事業(yè)會朝氣蓬勃，蒸蒸日上。讓我們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