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倒影》精選多篇人物專訪,聚焦電影人的個性情懷,以《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敏銳和人性化的視角,與導演、創(chuàng)作者面對面交流,走入光影交織的獨特世界。第一集薈萃陳凱歌、刁亦男、馮小剛、賈璋柯、姜文、寧浩、吳天明、張藝謀、李玉、徐靜蕾等大陸知名導演,他們不同的電影風格反映多樣的社會現實,引發(fā)出關于時代、人生的諸多思考。
·知名導演訪談精選。以《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敏銳和人性化的視角,與電影人面對面交流,走入光影交織的獨特世界。
關鍵詞:導演戴錦華以導演為關鍵詞,打開的是一個特定的電影的面向,迥異于制片人或明星所打開的面向。前者打開的是藝術、個人、原創(chuàng)、質詢與風格,后者打開的是資本、工業(yè)、奇觀或消費。盡管導演最終贏得了影片的署名權,已是輝煌且短暫的電影百年史的下半部,盡管“攝影機—自來水筆”、“導演—作者”相對于電影的工業(yè)體制、相對于電影的創(chuàng)作團隊始終是一個含糊而有爭議的表述,但20世紀中葉,掀動法國電影新浪潮的主將之一——特呂弗的“電影作者論”仍毫無疑問地開啟了一個全新的電影時代,一個導演中心的時代!皩а荨髡摺比缤婚犆艽a,索引、顯影出電影工業(yè)的流水線上諸多體制內的天才,反身命名了導演的中心位置,并由此引爆了20世紀60、70年代歐洲此起彼伏的電影新浪潮和作者電影,并最終沖擊了好萊塢的大制片廠制度,催生了“新好萊塢”的導演群。一次滯后,或一次逆動:在此起彼伏的宣告“作者(/上帝/人)死亡”的聲浪中,“作者”在電影的工業(yè)機/肌體內部獲得賦形。似乎是20世紀后半葉圍繞著“現代性”(所謂“復數形式”)的話語霧障中又一謎團:當文藝復興式空間在后期印象派的筆下坍塌,再度印證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文藝復興空間卻再度以光學的名義在電影攝放機器內部重生;在戲劇嘗試突圍鏡框式舞臺的圍困之際,電影以畫框/鏡框圈劃、封閉起一個魔幻世界;電影導演則借重“作者”這一近乎神話的稱謂而洞開了個人、藝術、原創(chuàng)、哲理的時代! 再度叩訪20世紀中國——這一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所有樣式的革命”的世紀,筆者認為,我們曾以迥異的形態(tài)兩度歷經“全球60年代”。第一次,“真正的60年代”,我們在懵然不覺間加入了,甚至引領著全球60年代的迸發(fā):不僅是街頭學生運動,也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激蕩。第二次,80年代,當世界在華盛頓共識下轉向新自由主義,我們則在又一次歷史的折返中經歷了一次“倒置了的60年代”。稱其為“第二個60年代”,是因為這一度,頗為神似于昔日歐美的,是反制的理想激蕩,是人文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引領角色,是“以知識對決權力”的狂想和行動,但其目標對象與社會訴求則全然倒置。因此,中國之斷篇殘簡式的電影作者論的濫觴,其誤讀與誤用亦有其內在邏輯。它也必然在中國電影新浪潮的發(fā)動之際,有意回避了“紅在革命蔓延時”,篩去了70年代法國“戰(zhàn)斗電影”正是新浪潮的又一重精神肌理。因此,20世紀80年代的終結,無疑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但于80年代登堂入室的中國導演—作者則在中國電影業(yè)持續(xù)的頹壞、碎裂與轉型間耀目閃爍。90年代的中國電影是奇特而怪誕地借助著中國電影業(yè),卻繞開了中國電影業(yè)、影院與觀眾,而在種種國際場域間閃現。就非西方國家的、國別的藝術與文化史而言,某種時序意義上的寫作常常憑借著或營造了某種連續(xù)幻覺。似乎我們的文化藝術是在連續(xù)的歷史中發(fā)生,在代際更迭間延續(xù)并演變,在自己的傳統(tǒng)內部創(chuàng)新。然而,一如我們的現代歷史便是在列強的毀滅性沖擊下開始,我們的文化、藝術則更為深刻地裹挾在國際浪潮、世界性的沖擊之下,后者一次次地在我們或痛苦或欣喜的應和中,撕裂我們文化的肌體、中斷我們的傳統(tǒng),重塑我們的審美與趣味。因此也極為奇特地錯位于,又分享著國家的命運。新世紀伊始,事實上極度蕭條的中國電影業(yè)凸顯為中國經濟崛起的一個突出景觀。稱它為奇跡中的奇跡,是因為它一反在世界范圍內國別經濟崛起、國別電影崩盤的通例——因為國別經濟,尤其是非歐美國家的國別經濟的崛起,意味著全球化程度的大幅加深,這便意味電影市場裸露在好萊塢的俯瞰之下;而迄今為止,好萊塢依然占據著90%以上的全球電影市場份額。中國電影卻與中國經濟同步,作為經濟奇跡的一部分陡然間膨脹、擴張,以目不暇接的速度成長為世界第二電影大國。然而,這與其說是中國電影史連續(xù)紀錄的新的一頁,不如說它開敞的是一個全新的場域。不同的制片機制,不同的資金來源,不同的電影觀念,不同的社會定位。這一次,大寫的字樣是資本與市場,這一次,最重要的推手與動力是資本的涌流、資本的運作與主導。如果我們尚未擁有制片人中心制的成熟產業(yè),那么,它所承諾和期許的無疑是這一走向。資本與政策共同召喚和營造出的是全新的市場,它所面對的是沒有連續(xù)觀影經驗,甚至缺乏電影經驗的觀眾。后來居上的全新的數碼傳輸技術與數碼影院吞吐吸納著幾乎沒有此前中國電影記憶的年輕觀眾。再一次,連接起,或嘗試連接起中國電影紀錄與記憶的是導演。盡管這一次,在導演—作者的自我定位間成長的幾代中國導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資本的事實,滿載召喚、誘惑、挾制與君臨。因此,香港導演(及部分臺灣導演)集體北上,固然是回應資本與產業(yè)規(guī)模的召喚,也事實上示范著商業(yè)、資本體制下的電影產業(yè)運營常態(tài)。 一個分外熱絡、分外雜蕪、不可預測、異峰突起的電影場。票房、口碑、電影節(jié)評價經常南轅北轍、極度分裂。面對著大異其趣的影片的事實與電影的事實,面對著各個不同的導演角色與遭際,本書的意趣正在于此。導演訪談,不再是權威闡釋、夫子自道,而是一片片文化現場,導演在其中自陳、自辯;一個觀察、透視這個電影生態(tài),也是社會、文化生態(tài)的切口。眾聲喧嘩,喁喁獨語間,讓導演們回答,讓中國電影回答:作者是否猶在?是否可能?電影是否藝術?是否可能或應該參與承擔形塑中國文化主體的責任?
《南方人物周刊》創(chuàng)刊于2004年,以“記錄我們的命運”為辦刊宗旨,以“平等、寬容、人道”為理念,“重新打量每一個生命”,通過記錄當下中國人物的命運,真實反映時代的變遷和人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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