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類文明的偉大之處在于交流互鑒。不管是中華文明遠傳西方，還是世界智慧流入本土，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使人們認識到他者的力量，也通過他者提升了自我，從而促使了人類整體文明的前進。佛學自古老的印度傳入中國，并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jié)果，繁衍至世界各地，被視為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佛學研究在當前主要表現(xiàn)為一門學問，而佛教在歷史長河中則是作為一種宗教組織出現(xiàn)。如何認識古老的佛教傳統(tǒng)在當前社會中的作用與影響，需要對佛教的社會化進行研究。佛教社會化包含了佛教作為外來文明適應國家體制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具體研究難以完全涉及。因此，本書希望從幾個社會民眾較為關心的問題入手，探討作為外來文明——佛教的教義教理如何對具體的人事物產(chǎn)生影響。這幾個問題大致包括了佛教對歷史人物的影響、佛教中的神話形象以及佛教中的動物傳統(tǒng)、還有佛教的化緣等社會認知層面上的基礎性話題，希望對研究佛教與社會的關系有所促進。
　　以下簡要介紹本書四編的主要內(nèi)容：
　　第一編 傳統(tǒng)視域下的錢穆及其人生。這一編通過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人生之中的佛學元素進行分析，挖掘他的佛學思想，闡發(fā)他的人生哲學。改編第一章提出錢先生雖然被標舉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不管是從社會生活實踐角度還是個人的學術(shù)思想層面來看，他都是一個深受佛學元素影響的典型人物。錢穆學習的是佛學思想，日常使用的是靜坐養(yǎng)身方法。他雖秉承宋明理學以來的儒統(tǒng)，但欽羨佛學中第一流人物救世的情懷。通過錢穆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情的人生態(tài)度，有助于理解傳統(tǒng)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貢獻與其宗教信仰觀念的關系，對于當前的社會教育亦有一定的啟發(fā)作用。
　　第一編第二章著眼于錢穆的佛學思想。在錢穆一生的論述中，關于佛學的話題，著墨雖不多，但評價甚高，不容忽視。他的佛學思想豐富而成體系，主要表現(xiàn)在：一、評判佛學學術(shù)思想地位；二、辨析禪宗思想發(fā)展脈絡；三、闡述禪宗與理學的關系。錢穆寫史不離儒家立場，因此對佛學或禪宗的點評均常與儒家、儒統(tǒng)作比。然而，他能一反古代正史略述、少述乃至于回避宗教的風氣，而給予佛學與禪宗甚高的評價，實屬難能可貴。
　　第一編第三章探討錢穆的人生哲學。錢穆是一個堅持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學家，對他人生、生命的探討有利于真正把握其人生思想，并對其文化遺產(chǎn)、歷史貢獻做出妥當?shù)脑u價。本章通過“道德人生”“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三個角度對錢穆晚年的人生感悟作一分析，推證出他晚年所徹悟而又最感快慰的“天人合一”觀正，是建立在其九十多年“知行合一”的“道德人生”踐履之上。這既是他的人生哲學，也是其宗教信仰觀的重要體現(xiàn)。通過這一點，可以清楚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思想基礎，同時還可以為當下信仰迷失的社會尋找時代精神做一借鑒。
　　本書第二編是研究佛教中的神話形象——金翅鳥。金翅鳥是重要的佛教護法神，位居八部鬼神之列。金翅鳥在印度本是鳥崇拜的一種反映，體現(xiàn)的是生殖崇拜的觀念。隨著婆羅門教的興起與發(fā)展，金翅鳥作為一種土著圖騰被吸收進雅利安人的信仰系統(tǒng)。他在這個信仰神系中的地位在印度史詩時期也得到明顯提升，成為大神毗濕奴的坐騎。佛教在吸收婆羅門教思想的時候也把包括金翅鳥在內(nèi)的眾多神靈一并吸納了過來，金翅鳥由此成為佛教的主要護法神。這個本來具有印度純正血統(tǒng)的佛教神靈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后，融合了同樣作為圖騰的中國鳥崇拜元素（主要是大鵬和鳳凰），從外形到內(nèi)涵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演變成中印雜交的“混血兒”。其影響也遠遠超出了佛教的范疇，常常作為石窟壁畫、文學作品的素材，甚至成為民眾崇拜的對象。
　　本書的第三編研究佛教中的動物傳統(tǒng)及其禁忌，改編主要分兩章。第一章講述了佛教對中國禁止殺牛傳統(tǒng)的宗教影響，這是一個主要存在于漢傳佛教居士中的重要問題，即信佛禁止吃牛肉。通過對這一傳統(tǒng)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宗教學的理性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的牛耕技術(shù)始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到漢朝之際已經(jīng)較為普及。牛耕技術(shù)的出現(xiàn)極大地節(jié)省了社會的勞動力，擴大了生產(chǎn)規(guī)模，促進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在沒有自動化農(nóng)業(yè)機械的古代，牛力是最重要的畜力，比馬和驢等大型牲畜更適合于耕作。歷代統(tǒng)治者都十分重視保護耕牛，對殺牛行為予以嚴格的規(guī)范，用嚴刑峻法保護耕牛。另一方面，牛被稱作為太牢，一直也是祭祀用的重要犧牲。無論是國家祀典還是地方淫祀，都殺牛作祭，供天地、祖宗、神祗作血食，每年都會有數(shù)以萬計的牛被殺作犧牲。牛還是人類重要的肉食來源，其味之美讓很多人垂涎，甚至不顧法禁，殺賣牛肉。另外，牛皮、牛筋、牛角等還是重要的軍事材料，用以制作盔甲、弓箭等。保護耕牛與殺牛作犧牲、作肉食之間一直存在某種緊張關系，統(tǒng)治階級也一直在努力平衡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始終以保護耕牛為首務。佛教在印度時就以不殺生作為五戒之首，認為含靈之類皆有佛性，螞蟻和人同無二致，對所有動物一視同仁，并不專將殺牛作為宗教禁忌，但佛教的不殺生的教義還是直接促使印度成為不殺牛的國家。當佛教傳入中國之后，其不殺生教義也直接影響著中國保護耕牛的政策，于法制之外給予宗教影響，彌補著法網(wǎng)疏漏之處。
　　第三編第二章分析了《文昌帝君陰騭文》“救蟻中狀元之選”的故事淵源，將之與其他救蟻故事進行對比分析，并將宋郊救蟻故事中的報恩思想與傳統(tǒng)的報應思想進行比較，發(fā)現(xiàn)《文昌帝君陰騭文》作為道教善書之一種，吸取了很多佛教思想，既有佛教戒殺放生的戒文，也有佛教因果報應思想與道教報應觀的融合。這一章以“救蟻中狀元之選”為例，對故事文本進行溯源和平行比較，指出宋郊救蟻故事與沙彌救蟻故事的相似之處，并考察佛道兩教報應思想相異之處，綜合分析了此條故事中所受的佛教影響，更加確證《文昌帝君陰騭文》這部道教勸善書具有佛教思想特征。
　　第四編主要討論了古代佛教的化緣與觀音信仰研究等問題。第一章研究中國古代佛教中的募化。募化在佛教中雖是一種正常的行為，但鮮有人對其募化的目的及募化的基礎和原因進行分析。本章對中國古代佛教中的募化目的進行了一番梳理，并總結(jié)出募化得以實現(xiàn)的基礎是“布施得�！庇^念的影響，而僧侶向外募化的原因主要是寺院本身經(jīng)濟的薄弱所致。佛教中，僧人募化乞食這一行為，佛陀并沒有禁止。雖然隨著佛教的發(fā)展，僧眾開始耕田務農(nóng)，且部分寺院擁有一定的恒產(chǎn)及經(jīng)濟來源，但募化這一行為并沒有完全退出僧眾的生活。有的寺院甚至專門設置了“化主”這一職位，可見在佛教寺院中募化應是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
　　第四編第二章從觀音信仰到宗教史學的寫作，是一篇針對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的書評。于君方的研究放眼亞歐大陸，網(wǎng)羅海內(nèi)外多方面的資料并采納了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歷經(jīng)十五年而成。本章梳理了《觀音》一書中的三大特色：一、立體而全面的研究架構(gòu)，融信仰感性與研究理性為一體；二、縱貫而通達的研究方法，窮經(jīng)典記載與生活實際為究竟；三、個案至整體的研究視域，從觀音信仰到宗教史學的寫作，并在第三點中分析了作者對于宗教史寫作的主要看法；一、對疑偽經(jīng)的態(tài)度；二、對宗教圣地的研究；三、佛教中國化與女性觀音的形成。本章認為于君方這本書由個案到整體的寫作手法，對于當前學界所倡導的立體性跨學科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fā)作用。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