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

　　駱玉明 序

　　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淹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跺X賓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冊，談中國古今文學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這些文章論題相當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國文學史概觀》一篇，略為完整而系統。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1955至1956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于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于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從前老先生上課大多自由無羈。我曾聽說蔣天樞先生講第一段文學史唐以前１，學期終了，《楚辭》還沒有講完。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分成三十一篇，從文學起源講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構是相當完整的了。不過講課還是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語，詳盡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啊漏記啊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度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但筆錄也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是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要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我們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中國人寫的。但絕不能夠說，中國人的文學史意識是由外人灌輸的。事實上，中國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學現象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至少在南朝，如《詩品》討論五言詩的源流，《文心雕龍》討論文學與時代的關系，都有很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至若沈約寫《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寫《南齊書?文學傳論》，也同樣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并提出了出色的見解。中國文學有自己的道路，中國古賢對文學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來,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認識到它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特質，同時又深刻地關注中國傳統上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意識。在眾多重大問題上，錢先生都避免用西方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和闡釋中國文學現象，而盡可能從文化機制的不同來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使人們對中國文學的特點有更清楚的認識。

　　也許，我們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與錢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卻是有普遍意義的——這還不僅僅由文學而言。

　　錢先生是一個樸實而清晰的人，他做學問往往能夠簡單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細瑣的考論。譬如關于中國古代神話，中日一些學者發(fā)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有的說因為中國古人生活環(huán)境艱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話不發(fā)達；有的說因為中國神話融入了歷史傳說，所以神話色彩被沖淡了，等等。

　　但這樣說其實都忽略了原生態(tài)的神話和文學化的神話不是同樣的東西。前些年我寫《簡明中國文學史》，提出要注意兩者的區(qū)別，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沒有發(fā)展為文學,而這是受更大文化條件制約的結果。我自己覺得在這里頗有心得。但這次看錢先生

　　的文學史，發(fā)現他早已說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話、故事則是任何地方都有的產物。中國古代已有，但 早前未有形成文學而已。在西方則由神話、故事而有文學。中國之所以當時沒有形成文學，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 人不能用批評，只宜從歷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說明中西為何有異。

　　我們都知道錢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傳統的學者。儒家對文學價值的看法，是重視它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錢先生是認同這一原則的。所以，在文學成就的評價上，他認為杜甫高于李白，陶淵明高于謝靈運，諸如此類。站在儒者的文學立場上，這樣看很自然，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與此同時，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錢先生對文學情趣的重視和敏感。他說：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自然地，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于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什么，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為什么而行，水不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這些議論使人感到，錢穆先生對文學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視美感的一面。他特別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為它輕快自如，毫不做作這和魯迅一致。而且在錢先生看來，正是由于曹操文學的這一特點，他在文學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錢先生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

　　錢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賦比興，有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和他重視文學情趣的態(tài)度也是有關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釋賦比興之說，歸結其意，謂：“意即無論是賦，是比，或是興，均有‘物’與‘情’兩字。”然后發(fā)揮道：

　　俗語說：“萬物一體�！边@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學家都曾講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種哲學思想均寓于文學中，在思想史中卻是無法找到這理論的。我們任意舉兩句詩，如：“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碑斘胰顺两�在此種情調中時，不能說是寫實文學，因為它不限時、地、人；也不能說其浪漫；且狗吠雞鳴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觀，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與合一，是賦，對人生感覺到有生意有興象之味，猶如得到生命一般。

　　賦比興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這個說法以前是沒有的。但確實，我們在讀這些文字時會感到一種欣喜，我們會感到自己對詩歌有了更親切的理解。

　　從歷史與社會來說文學，從文化環(huán)境說文學，從中西比較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眼界開闊、立論宏大的一面；從自由灑脫、輕盈空靈的個性表現說文學，從心物一體、生命與大自然相融的快樂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偏愛性靈、推崇趣味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至于錢先生講課一開始就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chuàng)造�！边@倒沒有什么特別可以感慨和驚奇的。以中國文學歷史之悠久、作品數量之龐大、文學現象之復雜，文學史寫作幾乎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至于“理想”的文學史，只能是不斷追求的目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