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誠（1906—1977），字敬夫，安徽省石臺縣人。自幼聰穎好學，“秋浦上下譽之為神童”。1924年入秋浦周氏宏毅學舍，曾任職于北京大學的姚永樸教授主持學舍教務。1926年，他又到南京國學院求學。畢業(yè)后，于1930年被桐城派大家馬其昶聘為家庭教師。之后的幾十年中，他先后任教于黃麓師范、昭明國學院、江南文化學院，以教書為業(yè)。1953年，他任職于安徽省文史研究館，主要從事圖書和文史資料的管理工作，達25年。
　　先生一生撰述極為勤奮，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著作。這些著作，若按類分，大致可分為五大類：一，歷史（主要是歷史地理）部分，包括《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西漢人文表》《三國人表》《三國戰(zhàn)爭志》《南中七郡》《民族紀年》《歷代自然災害年表》《輿地人文紀要》《〈黃書〉節(jié)注》等；二，有關安徽歷史文化的論述，如《清代安徽學術》《合肥軍事概論》《池陽雜俎》等；三，以唐宋八大家為主體的關于古代文學的論述；四，讀書筆記；五，詩文集。通過這些著作，我們可以比較完整地領會到先生的學術路徑和學術建樹。要言之，其學術建樹主要有：
　　一、對我國古代學術文化有著深厚積累和卓越見解。他不僅對歷代典籍涉獵廣泛，而且融會貫通，有著精湛的研究和解說。他在閱讀與研究中，對《易》《書》《莊子》等典籍的傳統(tǒng)句讀都曾提出過質疑。如《易·乾》中《彖傳》的傳統(tǒng)句讀是這樣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威寧�！毕壬�認為應該遵從清代學者朱軾在《周易傳義合訂》中的句讀，將上文中的“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移置“乃利貞”之下，因為“乃利貞”以上的內容是“極贊元氣”，而“乃利貞”以下的內容“乃泛言圣王如是”，即“圣王”的作為，而非“僅泥于卦也”。基于此，他認為“‘保合太和乃利貞’應當七字一句，中間不宜斷開”，并解釋說：“太和即元。元，元氣也�！彼�還認為“乾元者，始而亨者也”這句中，“元”下“者”上當脫“亨”字，因為下句是對上句的解釋，而這里是“以始釋元”，所以上句不是單純的“乾元者”，而是“乾元亨者”。（《讀書隨筆》）
　　又如《戰(zhàn)國策·楚策》：“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蓖跄顚O認為：“‘未涉’下當脫‘泗’字，‘疆’當為‘強’字之誤也，‘強’‘秦’二字連讀�！蓖跄顚O雖系先生生平敬佩的乾嘉學派大家，但他不迷信權威，經過考證比較，他認為：“此‘涉’字，如《左傳》‘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之‘涉’，‘疆’字不誤，當屬上讀，云疆。于《楚策》，自楚言之，‘未涉疆’猶云未至境也�！保ā蹲x書隨筆》）
　　由于讀書細，涉獵廣，所以他在閱讀、研究古籍時能糾正前人的一些錯誤，發(fā)常人所未發(fā)。如《春秋外傳·晉語》：“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表f昭注：“二國士，里克、荀息也�！保ā蹲x書隨筆》）先生認為韋注誤，這句話是丕鄭對里克說的，而這里的“二國士”正是丕鄭與里克：“‘二國士’，丕鄭自謂己與里克。‘所圖’，謂結狄援秦而主廢之。”結合《國語·晉語二》前后內容，可以判斷先生是對的。
　　又如《史記·五帝本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王念孫謂“西至”本作西濟，先生則從文理上分析：“北、南、東均言至，何必于西獨言濟？且蟠木在東海中，猶言至，則流沙云何獨言濟？故以作‘至’字為是�！保ā蹲x書隨筆》）
　　不僅是經史，即使一些膾炙人口的名篇，他也能發(fā)現(xiàn)一些常人或熟視無睹的錯誤。如唐人駱賓王的《為徐敬業(yè)討武曌檄》（論篇收入《古文觀止》）中“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的“袁君山”，人名就搞錯了，“袁君山”應是桓君山。李誠說：“按：袁安字邵公，桓譚字君山，‘流涕’事屬袁安，而不屬桓譚；而云爾者，因庾信《哀江南賦序》云‘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其下繼以‘昔桓君山之志事’，賓王記憶不審，遂誤用之。”這里不僅指出了原始的錯誤，還指出了致誤的原因。
　　他在著作中，除了將《周易》與《莊子》、《左傳》與《國語》、《史記》與《漢書》等相關典籍進行比較研究，從異同中發(fā)現(xiàn)問題外，還常常將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乃至哲學、佛學與中醫(yī)等都能結合起來分析研究，而且往往精義迭出，創(chuàng)獲甚多。當時除少數書出版有點校本外，絕大多數都還沒有標點本，而作者在引用上述文獻時，凡有句讀多能做到準確無誤。
　　二、重視文獻的搜集運用，深耕細作，言必有征。李先生一些著作的撰寫，僅資料收集就長達幾十年，深湛的文史功力在撰述中得以體現(xiàn)。如《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作者廣泛采擷自《史記》至新舊《五代史》及《資治通鑒》等數十種史籍�！稓v代自然災害年表》，作者則仔細地查核了范祥雍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五行志》，并參考對照了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周紀》《秦紀》、劉恕的《通鑒外紀》、鄭樵的《通志·災祥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物異考》、羅泌的《路史》、馬骕的《繹史》、李鍇的《尚史》及清編《古今圖書集成·徵典》，分類分題，排比經緯，以史代論，洋洋大觀，對這些專題資料，盡量做到“紀百代之有無，廣古今而無遺”。特別在耗力最巨的歷史地理研究中，他清楚認識到對文獻資料不僅要廣泛收集，還要善于取舍和應用，“中國的歷史時間是那么長，戰(zhàn)爭地理是那么多，所根據的史料是那么互相抵牾出入，且紕謬迷惘之處不可勝數”；“對于歷史工作者來說，就是要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將歷史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和轉變的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并且使歷史哲學工作者能從迷亂混沌、復雜紛紜中找出它的規(guī)律性”（《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序言》）。
　　三、重視學術史的研究。眾所周知，文化在傳承中具有時代因素、地域因素和人的因素。傳承本身就是個時空的概念，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決定了那個時代（或時期）的文化傳承態(tài)勢。地域因素在文化傳承中往往決定著地域文化的內容、特色、價值，而人的因素在文化傳承中更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先生的《清代安徽學術》正契合這三個因素，以安徽學術為觀照，展現(xiàn)了清代學術的要旨。文中，他充分肯定了方以智在明清之際思想上、學術上的巨大貢獻；準確總結了方苞在論學、論文上的要旨和劉大櫆的學術建樹及姚鼐在桐城派中承上啟下的重大作用；對諸如梅文鼎、戴名世、方孝標、施閏章、吳敬梓、吳烺、徐文靖、姚范、馬宗梿、吳鼒、方東樹、胡承珙、趙紹祖、馬瑞辰、戴鈞衡、包世臣、夏燮、湯球、吳汝綸、楊文會、蕭穆、劉世珩等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對安徽乃至全國學術文化產生過不同影響的重要人物都做了簡要而精準的載述。其中對太谷學派創(chuàng)始人周谷和弘揚佛法四十余年的金陵刻經處創(chuàng)辦人楊文會的評述尤為得當，顯示了先生卓越的歷史眼光和見解。文中以較大篇幅介紹了江永、程瑤田、汪紱、金榜、洪榜、凌廷堪、汪萊、俞正燮、程恩澤、胡培翚、江有誥等徽州學者的著作，評述了這些學者的建樹和徽州學術的重要價值，認為戴震是有清一代學術之最。在《清代安徽學術·概論》中，他還精辟地分析了徽商與徽州學術的關系，指出：“因為具備了經濟條件，到了清朝，才孕育了以江永、戴震為首的一些漢學家�！彼�還從地域特點上分析了徽州學術的成因：“其民既勤苦，不待說是樸實無華，這就是適宜于樸學發(fā)展的土壤；而其學者，又移其勤苦治生的精神來治學，所以能達到深邃的境地�！保ā肚宕�安徽學術》）敬老寫這些的時間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這在徽學研究上還是比較早的，可以說他是繼許承堯、黃賓虹后，較早關注徽學的人。
　　四、繼承“桐城派”，并有所變通和創(chuàng)新。桐城派是清代著名文學流派，這個提法是不錯的，但還不全面：桐城派作為特定歷史時代發(fā)展和演進的產物，其代表人物多是清代社會中上層士大夫等社會精英，是統(tǒng)治階級中的重要力量，他們秉承儒家的思想理念和傳統(tǒng)價值，繼承并發(fā)展了宋明理學，在高擎“闡道翼教”大旗的同時，推動著當時中國社會沿著既有軌道緩慢前行；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發(fā)揮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不容低估，亦并非一“文派”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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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誠先生一生經歷相對比較簡單，但他所經歷的時代卻是中國歷史上動蕩最為劇烈、變化最為巨大的時代，他是這個時代一個普通的正直的始終能與時代前行的知識分子；他一生清貧，卻始終心系學術，胸懷天下，以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己任；他雖無“教授”之名，卻竭盡導師之實，將平生學問傳授學生，著意發(fā)現(xiàn)人才，培育讀書種子。古往今來，都有一些飽學之士因各種原因而一時不顯于世，先生正是這樣的學者，他是現(xiàn)代中國草根學者的典型代表。正如李克強同志在《追憶李誠先生》中所說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一位通曉國故的專家�！庇捎谝恍┰�因，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先生這樣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有著卓越研究的學者缺乏了解。而只有當學術認知進入一個新的局面、學術研究進入一個更高層次時，人們才可能對以往僅有局部展示的甚至沉埋于草野的學術成就，進行發(fā)掘、整理和逐步深入地研究。李誠先生著作的編纂出版正是這種態(tài)勢的產物。
　　《李誠全集》中的存世文稿主要由先生幼子李皋蘭先生提供。李皋蘭先生及其女兒李秋浦多年來精心收藏和整理原稿，這就為全集的編纂和出版奠定了基礎。對全集�？�、標點等整理工作，海天出版社聘請諸偉奇教授負責，余國慶教授、周挺啟博士參與。經過專家學者認真討論，全集做了適當分類與排序。作者引用古書，有些是節(jié)引或義引，所引書名亦多用省稱（如《太平寰宇記》作《寰宇記》，《元和郡縣志》作《元和志》等），凡此，我們皆一仍其舊。先生遺稿中的《古今名產瑣記》《合肥史料輯》及個別文章，本書未作收錄；《清代安徽學術》《清代安徽學術系年》，現(xiàn)合為《清代安徽學術》。全書涉及文史內容甚多，專業(yè)性強，遺稿又成于不同時期，時間跨度大，有些稿件還有磨損，有些稿件或有缺失，故而整理難度較大，一些差錯恐難以避免。對此，尚祈讀者諸君不吝賜正。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