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方博士是我指導的國立釜山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專業(yè)的博士研究生。 作為本校國際工商管理專業(yè)首批入學的博士研究生，該生用踏實勤奮的態(tài)度，完成規(guī)定科目，博士課程順利結業(yè)。 王方博士擁有樂觀向上的性格和積極學習的人生哲學。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準備期間，即使遇到困難的問題，甚至是我的一些責難，也面帶微笑，努力思考，直到解決問題。即使我布置了很難的課題任務，他也用積極的心態(tài)去面對，從來沒有回避和懈怠過。我認為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王方博士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擁有韌勁。這種和“愚公移山”類似的認真和拼搏的姿態(tài)，其實正是治學上最難得的一種才質。在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期間，與我面談的次數超過了100次。作為一個外國人，使用韓語與我進行深層次的學問交流本身就是很困難的事，而且該生為了以后回中國發(fā)展，選擇使用英語去寫論文，就是更加困難的事了。面對這么多的困難，王方君都可以全部克服，成功畢業(yè)拿到博士學位的很大一個原因，我認為就是他有著很大的一股韌勁，有著再困難也不言放棄的處事態(tài)度。在韓國留學和生活長達九年的王方君，2016年8月獲得經營學（等同于管理學）博士學位，隨后回國發(fā)展，可謂滿載而歸！雖說后生可畏，但是從他身上，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更多的是緣于這批年輕人對成功的不懈追求和渴望。 正是基于以上的幾點理由，我推薦王方君的博士學位論文付梓，這本書，不僅可以讓讀者對當前國際知識轉移（inter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學說有一些基本認識和了解，而且對在當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經營管理者更好地從事海外事業(yè)有著參考和借鑒的作用。 大韓民國　國立釜山大學　經營大學　經營學科　教授 方烘烈 2016年10月 前　　言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越來越多的中國跨國公司開始制定全球化戰(zhàn)略，為了經營海外的商業(yè)活動，紛紛建立海外子公司，實行全球化經營。在此背景下，本書總結發(fā)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管理方面的學術理論，以期給中國跨國公司走出國門、不斷崛起提供些借鑒和參考，其中以“跨國公司內部知識轉移”的觀點，最為典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跨國公司作為生產經營全球化、國際技術轉移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數量和規(guī)模得到了空前發(fā)展。加之企業(yè)資源觀的興起，跨國公司理論有了新的視角，知識被認為是最有價值、難以模仿的資源，更是跨國公司競爭優(yōu)勢的重要源泉。隨著全球經濟環(huán)境越來越多地呈現(xiàn)動態(tài)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特征，跨國公司日益注重全球范圍內的學習能力，進行知識創(chuàng)新。但是知識創(chuàng)新的前提條件，就是知識可以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有效的轉移，以擴大整體的知識存量、保持持久的競爭優(yōu)勢。 跨國公司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也是一個向全球進行知識轉移的過程。知識轉移，作為跨國公司強化競爭優(yōu)勢的重要手段，在國際商務學術領域已經成為眾人持續(xù)關注的研究主題。根據內部化理論的觀點，比起外部市場交易機制，跨國公司在內部進行的知識轉移更加具有優(yōu)勢和效率。通過全球化的學習，跨國公司不僅總部特有的知識，而且海外子公司特有的知識，可以在國際轉移中，創(chuàng)造出新的競爭優(yōu)勢，顯示出跨國公司參與全球經營活動的利好。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知識轉移，本書從2000～2014年刊載的國際經營管理學術期刊中，總結出與知識轉移有關的核心因素，在此基礎上，設計出“雙缺口模型”（Two-gap Model）。 1998年，意大利學者Albino等針對知識轉移的過程，提出了一個經典的知識轉移分析框架（KTA）,把知識轉移分成4大組成部分：知識轉移的主體、知識轉移的內容、知識轉移的媒介、知識轉移的環(huán)境。本書的研究就是建立在KTA模型基礎上，對4大組成部分進行深入的研討。雙缺口模型，是指針對關于存在于跨國公司總部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的一些差異的觀點，對各種因素進行分類的模型。第一個缺口是包含文化距離、信任和團隊合作的“文化缺口”(Culture Gap)，第二個缺口是包含語言障礙、共同愿景和信息技術的“聯(lián)系缺口”（Communication Gap）。本書研究的問題是，基于在動態(tài)性的跨國公司內部的知識轉移觀點，如何縮小總部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的知識缺口(Knowledge Gap)。在此基礎上，確立概念性的假設模型，探討相關的因素對知識轉移產生的影響，比如，在作為知識轉移輸送方的總部框架里，發(fā)送者的動機、知識存量、海外派遣者的能力；在作為知識轉移接收方的海外子公司框架里，接收者的意愿、吸收能力，還有總部派遣者的能力。 本書有以下3個方面的研究目標。第一，分析學術界最近的（2000～2014年）相關研究成果，推理出與跨國公司的國際知識轉移有關的影響因素；第二，對通過文獻研究推理出的各種影響因素進行綜合性的歸納和分類，開發(fā)一個比先前研究(KTA）更加簡潔和有體系層次的模型；第三，根據開發(fā)的新模型，提出一些縮小跨國公司總部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知識缺口的命題。 為驗證這些命題，本研究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設定的模型，完善多個變量的概念，并針對這些概念制定了一個由多項目組成的調查問卷，進行抽樣調查。在2015年6～9月，通過郵件和直接訪問等方式針對位于湖北省武漢市的100多家跨國公司，完成取樣。通過統(tǒng)計學軟件的操作，完成了對命題的層次回歸分析。根據驗證結果，5個命題獲得了通過。其中，“海外子公司的吸收能力對縮小跨國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的知識缺口有積極的影響”“聯(lián)系缺口里的語言障礙對縮小跨國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的知識缺口有消極的影響，以及共同愿景對縮小跨國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的知識缺口有積極的影響”“文化缺口里的信任和團隊合作對縮小跨國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之間的知識缺口有積極的影響”。這反映出通過降低兩大缺口，即改善以文化缺口為代表的知識轉移環(huán)境，和優(yōu)化以聯(lián)系缺口為代表的知識轉移媒介可以降低知識缺口（代表知識轉移的內容），實現(xiàn)跨國公司內部（知識轉移主體）知識轉移的成功。 最后，本書研究成果將為跨國公司理論和國際知識轉移學說的發(fā)展提供一些啟示，同時也給“一帶一路”倡議下，走出國門的中國跨國公司一定程度的借鑒和參考。 本書由本人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增補而成，本人留學和生活在韓國長達九年，在三星等跨國公司有過工作經歷，積累了許多海外工作經驗。本書研究長達2年，在此過程中衷心感謝韓國釜山大學經營學科的方烘烈教授和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陳繼勇教授的悉心指導。作為年輕學者，本人所言難免存在問題和不足，敬請諸位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正。 王　方 武漢大學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