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致中國讀者朋友們 此次，我的第一本專著《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日本陸軍》（『大戦間期の日本陸軍』）獲得在中國出版的寶貴機會，我感到無上的榮幸與喜悅。出版于2000年的這本書以我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為基礎，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大正民主帶給日本陸軍的巨大沖擊以及陸軍對其的應對方式為中心線索，對兩次世界大戰(zhàn)間日本的政治外交史與軍事史進行了考察。在日本國內，本書被認為改變了學界對于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日本陸軍的以往理解與印象，以本書見解為基礎的研究專著亦在其后多有出版。受上述學術評價的影響，本書應日本讀者的需求于2011年起開始了按需印刷（POD）。 陸海軍是近代日本對外侵略的主力。而在針對陸海軍，尤其是陸軍的研究中，比起明治時期（1868～1912年）和昭和戰(zhàn)前時期（1926～1945年），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日本陸軍的研究十分薄弱。其背景之一在于，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對于短暫的大正時期（1912～1926年），特別是對其后半期的研究相對不受重視。 明治時期是近代日本的形成時期，其間日本相繼發(fā)動了日清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昭和時期的日本先是發(fā)動滿洲事變開啟侵略中國的戰(zhàn)端，后又在此基礎上與英、美等國為敵，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而以上兩者之間的大正時期，是日本近代史上被稱為“大正民主”的民主化傾向十分顯著的時期。但是，這種“大正民主”風潮未能長久持續(xù)，而被昭和時期的“法西斯主義”取代。因此，學界長期存在低估“大正民主”歷史意義的一種聲音，即認為其終究未能結出重要果實。 在上述研究狀況下，全面研究“大正民主時期”日本陸軍的本書可以說具有較大的學術意義。簡而言之，本書的一大特色便在于努力闡明以下問題，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總體戰(zhàn)這一戰(zhàn)爭新形態(tài)的出現(xiàn)帶來的沖擊”和“高漲的大正民主風潮帶來的沖擊”下嚴重動搖的日本陸軍如何試圖自我變革，其變革的意志又是如何與昭和時期陸軍的政治動向相互關聯(lián)的。 近年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一百周年的到來，日本的歷史學界對日本和東亞受其影響的問題日益關注。就這種研究狀況的變化而言，本書不僅關注日本陸軍問題，更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本身對日本造成的沖擊（“大正民主”在大正后半期的高漲亦是這種沖擊的一個方面）。這種視角亦可以說具有先驅性意義。 也就是說，本書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帶給日本的巨大沖擊作為“第二次開國”加以理解的視角是以往的研究所不具有的。在日本歷史上，“開國”指強力的外部影響導致國內體制發(fā)生結構性重大轉換的歷史狀況。特別是在日本近代史的脈絡下，將1853年佩里來航后德川幕府崩潰與明治新政府成立的歷史過程理解為由“鎖國”向“開國”轉換的視角廣為人知。而本書所指的“第二次開國”是一種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帶給日本的巨大沖擊與佩里來航的沖擊相比擬的視角。 進一步而言，這是一種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巨大沖擊與日本內外體制在其后的變動相互關聯(lián)，而非僅將其視作針對陸軍之物的歷史理解方式；是一種對一戰(zhàn)帶給日本的巨大影響以及大正時期的重要性、獨特性等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以往相對輕視的問題進行再次評價，并予以重視的視角。 我認為，日本近現(xiàn)代史上可稱作“開國”的巨大變化至今共有四次。第一次“開國”是由佩里來航所象征的幕末維新時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止；第二次“開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為止；第三次“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以及其后的冷戰(zhàn)時期；第四次“開國”是冷戰(zhàn)結構崩潰后，國際秩序仍在受其影響而變動的今日。上述觀點詳見拙著《兩次“開國”與日本》（『二つの「開國」と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 本書認為，如果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帶給日本的巨大沖擊予以關注和恰當評價，則無法理解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日本的歷史。這種觀點便是基于上述關于四次“開國”的歷史理解而提出的。 綜上所述，針對本書的兩個重要視角（對“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的關注、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帶給日本的巨大沖擊的關注），我在此分別對其背景以及研究意義進行了簡要補充，希望能對各位中國讀者朋友理解本書內容有所助益。 我于2014年7月首次造訪中國，受邀參加在北京召開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主辦的“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歷史回顧：教訓和啟示”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在會上進行了學術報告。會后，有幸得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進行報告的機會，與研究員們進行了交流討論并獲益良多；又有幸造訪南開大學日本研究所，與各位老師加深了交流。2015年8月，我再赴中國，參加在濟南召開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并得到了報告的機會，會后還游覽了青島、威海及大連等地。 每次造訪中國之際，我都受到各位老師的盛情款待，感受到了中國歷史的博大精深，也因此體會到“百聞不如一見”的真正含義，深刻理解到兩國友好的重要性。在這里，雖無法列出所有人的姓名，但謹向給予我關照的各位致以誠摯謝意。 值本書中文版付梓之際，謹向為本書提供寶貴出版機會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致以深深謝意，并再次向原版出版方みすず書房致以謝意。最后，本書引用的史料極多，將其譯為中文是一項困難繁雜的工作。筆者對譯者劉天羽（神戶大學在讀博士）付出的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與謝意。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法學博士 黑澤文貴 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