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健康服務的過程中，判斷服務是否有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作為心理健康服務的證據(jù)，可以用多種不同的方式來進行定義（Norcrosseta1.，2005）。如何在證據(jù)的定義上達成共識，并確保心理學中的循證服務者在關注研究證據(jù)的同時，也重視治療者的臨床技能及病人的偏好、價值觀與文化，這關系到心理治療這個職業(yè)的未來，也對它能否為病人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非常關鍵。一些心理學家認為心理治療應單純地遵循隨機對照實驗得來的證據(jù)，另一些心理學家則認為其他類型的證據(jù)也各有價值。因此，在我擔任美國心理學會（APA）2005年度主席期間，我意識到美國心理學會應該在這一問題上發(fā)出統(tǒng)一的聲音，以避免在我們學會的成員、公眾、媒體、立法者、衛(wèi)生官員及第三方付款機構之間產(chǎn)生可能的混淆。最終，我選擇在2005年發(fā)起了一個有關“心理學中的循證實踐”的主席特別倡議。
　　這一倡議的目標是使人們不僅意識到研究證據(jù)存在著多種來源，而且還使人們清楚地了解到，良好的心理學實踐（尤指心理治療）既要遵循研究證據(jù)，也要考慮治療者的臨床技能及病人的價值觀。因此，我促成美國心理學會成立了“心理學中的循證實踐”專門工作組[注：由后來擔任APA2010年度主席的卡羅爾.D.古德哈特（Coral D.Goodheart）女士擔任該工作組的負責人]，并根據(jù)美國醫(yī)學研究所定義“循證實踐”時提到的三個組成部分（即“循證實踐是將最佳研究證據(jù)與臨床技能及病人價值觀三者整合起來的實踐”，Institute of Medicine，2001），確定了工作組應該承擔的三個使命：
　　1.采取一種關于研究證據(jù)的更為廣泛的觀點。人們應該意識到，多種不同研究設計的證據(jù)、公共衛(wèi)生研究、衛(wèi)生服務研究及衛(wèi)生經(jīng)濟學等因素，都應整合到循證心理治療的定義中來。
　　2.闡明臨床技能在治療決策的應用，并讓它扮演合適的角色。治療者應整合考慮到多種來源的證據(jù)，并有意識地運用有關臨床技能及治療決策的研究證據(jù)。
　　3.澄清病人價值觀在治療決策中的地位。在治療過程中，既要考慮到病人的種族、民族、文化、語言、性別、性取向、宗教、年齡、是否殘疾等因素，還要考慮到治療方式的可接受性及病人自身的選擇。
　　這一工作組包括來自多個不同群體的18位科學家與服務者。他們大都來自不同的領域，如臨床技能與決策、衛(wèi)生服務研究、公共衛(wèi)生與消費者視角、治療效果與過程研究、全職實踐、臨床研究及其多樣性、衛(wèi)生經(jīng)濟學以及循證實踐的研究、培訓與應用等等。我非常驚喜地發(fā)現(xiàn)，這些工作組的成員都在很認真地傾聽彼此的觀點，試圖尋找共同的基礎。專門工作組將這些在APA年會中都不太可能參與彼此研究項目的人員團結起來，組成了一個混合群體。他們在每個議題上，都試圖傾聽與了解彼此不同的細微之處。
　　最終，這個工作組出臺了兩個文件。第一個是代表美國心理學會官方立場的“政策聲明”，第二個文件是專門工作組的報告，它采取了關于“心理學中的循證實踐”的廣泛概念，是對第一個文件的詳細闡述。兩者都共用了以下定義：心理學中的循證實踐指治療者在意識到病人的特征、文化與偏好的情況下，將最好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證據(jù)與治療者的專業(yè)技能整合起來，以指導心理學的具體實踐（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2006）.
　　這些努力獲得了成功。2005年8月，美國心理學會在召開的代表大會上通過該政策聲明，接受了專門工作組提交的報告。后來，這一報告發(fā)表在《美國心理學家》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2006）。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報告不久后被挪威心理學會原封不動地接受（Norsk Psychologforening，2007）。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我高興地看到著名的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這套面向中國心理健康工作者及普通大眾的叢書——“心理學循證實踐”。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正在進步中的國家，在教育、科學及技術方面迅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靶睦韺W循證實踐”叢書的出版，讓中國心理學界及心理健康工作者能夠獲得更多有關心理學中的循證實踐的最新信息。接下來，這些群體可能針對中國人的心理健康領域進行循證實踐，這將使中國人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