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處于災難深重、危機頻發(fā)的時代，不在危機中振興，便在危機中淪亡。歷史雄辯地證明，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必然從危難走向振興。其根本原因是危難時代孕育造就了無數(shù)的時代精英，他們?yōu)槊褡逭衽d或吶喊呼吁，喚醒民眾；或為扶危定傾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研究中國近代精英群體為挽救國家危亡、民族振興奮斗的歷史，是現(xiàn)代學人的責任，對近代精英群體既應有整體的研究，更應進行專題和個案研究，進行專題研究，傅斯年是一位不可繞過的人物。
　　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健將，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學者和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少有的學術組織家，他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制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傅斯年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大動蕩、大轉折、各種矛盾交織、激烈沖突的時代，受時代的驅使，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傅斯年投身社會，為抗日救國、社會改革盡職盡力，在當時社會政治中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中國近代是個大動蕩、大轉折、大浪淘沙的時代，許多人物的沉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傅斯年是屬于生前叱咤風云、身后長期沉寂無聞的人……物。他于1949年1月就任臺灣大學校長，8月，毛澤東發(fā)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將他列為帝國主義走狗及舊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極少數(shù)知識分子之一，因此在大陸數(shù)十年很少有人提及，直到20世紀80年代，大陸學術界人士才開始在學術研究中提及傅斯年。1988年，我所任職的聊城聊城師范學院（2002年升格為聊城大學）成立傅斯年研究所，對其進行專題研究，在全國各地收集資料時，發(fā)現(xiàn)大陸對于傅斯年專題研究的論文極少，收集的資料相當零碎。為了收集更多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到天津、北京等地拜訪傅斯年在大陸的親屬故舊和學生，如鄧廣銘、楊志玖、何茲全、王利器、楊向奎、任繼愈、王玉哲等，獲得了一些珍貴資料。同時，與臺灣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開始聯(lián)系，得到了他們的支持，提供了有關資料。1990年，我們編輯出版了《傅斯年》一書（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收集了鄧廣銘、王利器、楊志玖、楊向奎等人的回憶文章，學者的有些回憶文章和資料也以各種形式逐步公布面世。
　　1991年，以聊城師范學院為主，舉辦了第一次傅斯年學術討論會，全國各地50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從提交的論文質量來看，對傅斯年的研究還是初步的。在內地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我們與臺灣學術界加強了聯(lián)系，進行資料方面交流的渠道逐步暢通，研究所獲得了包括《傅斯年全集》、《傅孟真?zhèn)饔涃Y料》等資料。在此基礎上，1994年，我們出版了《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是第一部關于傅斯年的傳記，在當時國內外產(chǎn)生了較大的反響。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海峽兩岸對傅斯年的研究逐步趨向深入，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95-2003年《人大復印資料》復印和轉載的論文涉及傅斯年的就達80余篇。不少大型系列研究課題也都將傅斯年列入其中，如1995年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系列叢書，就將傅斯年列入其內，筆者承擔了“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的子課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戴逸主持的“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學者學術評傳”項目，入選者30人，傅斯年列名其中，李泉教授負責撰寫，約30萬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筆者的博士論文《傅斯年社會政治活動與思想研究》于200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同年還出版了筆者與李泉教授合著的《傅斯年傳》（紅旗出版社2009年版），臺灣“中央研究院”王、況森的博士論文《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譯成中文，于2012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這些專著的出版為人們比較全面認識傅斯年及其時代提供了案例。另有一些博士、碩士論文也選傅斯年為研究對象，以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專題研究。
　　與此同時，對傅斯年及有關專題的研究亦有新的資料出現(xiàn)，為研究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其中最主要的是傅斯年檔案資料。
　　傅斯年于1949年年初離開大陸就任臺灣大學校長一職，倉促間將自己的往來書信、未發(fā)表的論著手稿及所有文獻資料裝箱運往臺灣。數(shù)十年來這批檔案資料一直無人整理。20世紀90年代，其家人捐獻給了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后來史語所委托專人進行整理。1995年，臺灣“中央研究院”為紀念傅斯年百齡誕辰舉行紀念活動，將其中的一小部分書信檔案資料編成《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出版面世。另外，有些存于各地、有關傅斯年的檔案資料和其他資料正被深入挖掘，將陸續(xù)面世。其中像何茲全先生根據(jù)傅斯年生前意愿，編成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雖沒有增添許多資料，卻將傅斯年本人《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的幾個章節(jié)和幾篇相關論文，整理為一個成體系的論著，為后人研究傅斯年史學思想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資料。北京大學歐陽哲生在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的基礎上，將留在大陸的部分論文，加上陸續(xù)面世的傅斯年的部分論著、書信等資料編輯成《傅斯年全集》于2003年出版，比臺灣聯(lián)經(jīng)版全集多出論著40多種，書信200多篇。另外，我們編輯的《傅斯年選集》于1996年收錄了傅斯年留在大陸、臺聯(lián)經(jīng)版全集未收入的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叢書·傅斯年卷》。這些出版物雖對傅斯年論著取舍不同，但就其內容來說，歐陽哲生主編的《傅斯年全集》最晚出版，其內容相對最完備，是今天能看到的有關傅斯年論著資料中最集中、詳備的一種，但是這套全集沒有收入臺灣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資料，所以嚴格地說，它仍是一套不全的全集。
　　2011年10月，臺灣“中央研究院”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諸位先生經(jīng)過多年努力，在全面整理傅斯年檔案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傅斯年遺札》（三卷本，約150萬字），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傅斯年及有關人物事件提供了寶貴資料。
　　筆者自1988年開始對傅斯年進行專題研究，20多年來，曾赴全國各地收集資料，進行了實地考察，拜訪了有關學者，并先后四次去臺灣進行學術訪問和交流，與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現(xiàn)代史研究所、臺灣大學等學術機構的有關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就傅斯年專題研究的許多問題進行座談，查閱了有關傅斯年的檔案資料。2011年10月，《傅斯年遺札》出版后，王汎森等先生第一時間寄贈，通過認真閱讀，與以前收集的資料綜合梳理、比對，大體將傅斯年一生劃分為家世和少年、求學、服務社會三個階段，其主要業(yè)績在社會、學術和教育三大領域，另外，他的社會生活中有著廣泛的人脈關系，而通過人脈關系反映了他的人所創(chuàng)設的原則和規(guī)范，在學術研究中致力于使用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新材料，破除了千百年來由文獻到文獻的傳統(tǒng)學術研究方式，開辟了許多新的學科和研究領域，促進了中國學術事業(yè)的繁榮與發(fā)展。
　　四傅斯年一生沒有真正離開教育領域，他從1901年入私塾，到1926年從歐洲回國，系統(tǒng)接受了各種教育。從1926年受聘到中山大學任教，直到1950年在臺灣大學校長任上殉職，或在大學任教，或兼職，或任教育行政職務。傅斯年一生奉行科學教育救國的理念，在從事教育工作的實踐中，關注教育的現(xiàn)狀和存在的問題，不時地思考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的途徑。
　　傅斯年對教育問題的認識和系統(tǒng)論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主要是兩個時期：一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傅斯年參與中國關于教育改革和轉型的大討論，發(fā)表了《教育崩潰之原因》等文章對當時的教育狀況進行了批評，對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提出了建議。二是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尤其是任臺灣大學校長期間，對中國的教育體制、現(xiàn)狀、改革發(fā)展方向等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發(fā)表了《漫談辦學》《中國學校教育制度之批評》等文章，通過對傅斯年教育實踐和論著進行研究可知，傅斯年在長期的教育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形成了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
　　五傅斯年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廣泛的人脈關系，從他的人際關系折射了他的思想品質和感情世界。傅斯年曾表白自己的個性：“向無黨派，忠于國而信于友，從不為自己圖謀，雖無特長，然其安貧樂道，進止以義，自覺不愧古之良士�！备邓鼓暌簧�處事以忠義誠信相標榜，他對家中長輩、對蔡元培、胡適等師長敬愛保護，終生不渝，對友人則秉持忠義，待以誠信，與許多同輩友人保持了終生的情誼，其中他與丁文江、陳寅恪、朱家驊、羅家倫、何思源等人的肝膽相照、仁義相接的關系值得后人效法。傅斯年一生在科研機構和高校任教，特別注重培養(yǎng)人才，獎掖后進，他自己曾說：“吾生但求助人，盡力為人謀成學之便，而自己白費時間�！钡拇_，他對學生和后輩的培養(yǎng)和獎掖確實不遺余力，其受益者不可勝數(shù)，許多人終生對他感戴不已。為了全面反映他的人格和感情世界，專辟章節(jié)以他特殊的人際關系為個案，論述了他與師長、友朋和學生的交往和情誼，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認識他的人品和思想。
　　總的來說，過去學術界評論傅斯年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人物，主要是限于環(huán)境和條件，其評論有失偏頗，譽之者獎飾太過，毀之者苛責過嚴。《傅斯年評傳》力求以傅斯年的檔案資料和現(xiàn)有論述互相辨析，以澄清事實，矯正謬誤，重建歷史真實為準則。努力對傅斯年生平事跡及其學術思想進行更加全面客觀的表述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