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從時間上說，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據(jù)社會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離社會的道學，作為主流思想的補充，與儒學一起“相輔相成”、“一陰一陽”，使得社會主流思想具有強大活力。從總體上來說，中國文化的源頭，無論是周公、老子、孔子，還是后來的諸子百家，比如說孟子、茍子、莊子、韓非子、墨子等等，都對人生保持清醒、冷靜的理性態(tài)度，保持孔子學說實踐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對待人生、社會的積極進取精神；服從理性的清醒態(tài)度；重實用輕思辨、重人事輕鬼神的思維模式；善于協(xié)調，講究秩序，在人倫日用中保持滿足和平衡的生活習慣……中國文化的源頭如此，決定了漢民族的心理結構和精神走向，包括漢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風格以及審美傾向。
　　中國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據(jù)社會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顯著的表現(xiàn)在于：人們遵從天地人倫之間的道德，有高遠的理想，講究人格的修煉，反對人生世俗化，鄙視犬儒的人格特征。從春秋時代起，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識和審美為人生歸宿。比如說孔子，從他的言語來看，更像是倡導一種人生價值觀，追求人生的美學意義。又比如說莊子，他的學說，不像是哲學，更像是一種生活美學：道是無情卻有情，看似說了很多超脫、冷酷的話，實際上透露出對于生命、本真的眷戀和愛護，要求對整體人生采取審美觀照態(tài)度，不計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達到安詳和寧靜，讓自我與整個宇宙合為一體。這種貫穿著士大夫精神的人生價值觀，讓人忘懷得失擺脫利害，超越種種庸俗無聊的現(xiàn)實計較和生活束縛，或高舉遠蹈，或怡然自適，或回歸自然，在前進和后退中獲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這就是中國歷代士大夫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藝術清潔精神。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曾經說：“在藝術上，他們（中國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們追求情理�！边@是說到關鍵了。
　　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曠而幽遠，另一方面也連著“地氣”，是自發(fā)的浪漫主義和自發(fā)的經典主義的結合。道家是中國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經典派。當東漢年間佛教傳入之后，這種以出世和解脫為目的的宗教體系遭到了儒學和道教的抵抗，從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涼的成分。經過“中庸之道”的過濾，其中極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論或實踐上的過火行為。也因此，一種中國特色的佛教觀產生了，佛教在中國更多變身為“生活禪”，變成一種熱愛生活創(chuàng)造人生的方式。中國人一方面避免了極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靈的滋養(yǎng)、美智的開發(fā)，使得東漢魏晉，包括后來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以及唐宋元產生了很多高妙的藝術，“藝術人生”的觀念也隨之如植物一樣葳蕤生長。可以說，這些朝代，是中國最具審美價值、最開人們心智、也最出藝術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藝術種類都在這個階段達到了高峰，比如說唐詩、宋詞、元曲、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等等，它們洋溢著一種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遠，潔凈空曠，如清風明月，如古松蒼翠。從審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觀照，存有人格與事物的交融，主題得到了提升，感悟與生命同在，境界與天地相齊，一種深遠的“禪意”油然而生……從總體境界上來看，這一階段的各類藝術形式，因為主題和境界的破對立、空物我、泯主客、齊生死、反認知、重感悟、親自然、尋超脫等等，達到了各自的高峰。它們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
　　中國的藝術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專制制度進一步嚴酷；加上統(tǒng)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體文化和審美呈低俗化的傾向，社會和人生的自由度越來越窄，藝術的想象空間越來越逼仄，藝術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隨著“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的推行，人們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被扼制，審美弱化，藝術更趨“侏儒化”、“弱智化”。大眾普羅的喜好抬頭，剛正不阿的風骨軟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審美精神也在喪失。不過盡管如此，在明清時代的中晚期，那種崇尚自然、物我兩忘的高貴精神仍時有抬頭，一批有著真正藝術精神的獨立藝術作品或有出現(xiàn)。盡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藝術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種空谷幽蘭的生命絕響。
　　近現(xiàn)代之后，由于社會動蕩，戰(zhàn)亂連連，再加上西方現(xiàn)代化所導致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滲入，中國的文學藝術遭到了進一步摧殘，傳統(tǒng)的藝術精神更進一步沉淪。藝術的政治化傾向、實用主義傾向和世俗主義傾向抬頭，這直接導致了真正的藝術精神缺失，藝術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變身為功利和實用，士大夫精神更是變身為犬儒主義。中國近現(xiàn)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戰(zhàn)亂，更使得中國自古以來高潔的審美觀變得扭曲和膚淺：黃鐘大呂變成田野俚語，布衣青衫變成了披紅掛綠，古琴琵琶變成了鑼鼓鞭炮，潔身自好變成了爭相取寵，安詳寧靜變成喧嘩騷動，幽默風趣變成庸俗不堪……如果說是與非、美與丑是人類最基本標準的話，那么，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基本標準都在喪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與非，也分辨不了美與丑�！拔母铩睍r期八個臉譜化的樣板戲在左右著中國人的全部精神生活，這樣的現(xiàn)象，又何嘗不令人扼腕嘆息！
　　如果說中國當代教育存在著諸多問題的話，那么，以我的理解，當代教育最大的問題，甚至不是傳統(tǒng)丟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很多年來，人們喪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斷，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多人將美當成丑，將丑當成美，從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這一點，只要觀察我們周圍的人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對于生活沒有感覺，對于美丑沒有鑒別的人。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質，只是金錢，只是對美丑的弱智的鑒別和判斷。這些人不僅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是這樣一他們雖然擁有很高的學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別力，以及對于藝術、心靈的覺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樣表現(xiàn)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識。這樣的現(xiàn)象，實際上是我們多年以來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導向的結果。一個人的審美，是與道德和智慧聯(lián)系在一起的，審美的缺失，實際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個對美缺乏判斷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動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極端主義、工業(yè)主義所奴役，成為過度現(xiàn)代化的犧牲品。在很多時候，這種人不可能是一個豐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匱乏的機器。
　　現(xiàn)在，這一套由合肥工業(yè)大學出版社精心組織的“最美中國叢書”，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一些“尋根”和美育上的缺失。這一套書的第一輯共十本，它們分別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詩歌》《最美的文辭》《最美的書畫》《最美的寶藏》《最美的樂舞》《最美的風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國優(yōu)美形象，重構華夏詩意生活”，通過對古代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風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特有的美，傾情向世人推介這種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傳承。這套書知識精準，圖文并茂，力求童趣與大美的融合，悅目和感人的統(tǒng)一。對于正在成長的青少年來說，這一套書，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最起碼它可以讓人知道，什么是中國的最美，什么是中國真正的美。
　　上個世紀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經提出過著名的“五育并舉”教育方針，“五育”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還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號聞名于世。在蔡元培看來，美育是宗教的初級階段，對于沒有宗教傳統(tǒng)的中國人來說，美育教育是一種基礎，并且相對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為人接受。通過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礎，培育出向上的力量。雖然蔡元培的這一觀點引起過一番爭論，但對于一個人來說，有美的熏陶，有對于美丑的正確判斷，怎么都不能說是一件壞事。并且，美與是非，與善惡，與道德，與人類的心靈，與這個世界的根本，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以對美的判斷和感知為出發(fā)點，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人曾經的藝術生活，了解一個民族的內心世界；從而進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規(guī)律，與身邊的一切做到和諧相處，都是大有好處的。
　　也許，這套書的意義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