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正如同“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自人類社會形成之后，犯罪就已存在，盡管千百年來各國的統(tǒng)治者都在不遺余力地打擊犯罪，但犯罪卻從未被消滅，“犯罪只能被控制”這一客觀規(guī)律逐步被人們認識和接受。在眾多的犯罪控制手段和方式中，刑事制裁方法無疑是*核心、*主要的方式，即便是現(xiàn)代學者所倡導的社會控制犯罪控制策略，也仍然離不開刑事制裁體系的存在。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刑事制裁體系歷經(jīng)演進，在經(jīng)歷了復仇這種私力救濟公權化之后，刑罰正式成為一種國家制度，繼而循序漸進地向威嚇時代、博愛時代、科學時代進化，與社會的進步保持著相同的步伐。從公開的酷刑到監(jiān)禁刑為中心的刑罰體系，再到現(xiàn)在的社區(qū)刑、罰金刑及一些非刑罰方法為主要方式的現(xiàn)代刑事制裁體系，刑罰逐步輕緩，在整個犯罪控制體系中的地位也似乎在不斷地下降。
如果我們在人道主義、人權保障等宏大而空泛的命題下探討刑罰的這些變化，并認為這些變化是法學家對刑罰理論的追求或社會道德觀念（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外化的必然結果，恐怕是只看到了問題的表象。事實上，任何一個法律制度的形成與變遷都是與特定社會發(fā)展脈絡有關。當我們將刑罰制度的每一次嬗變都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下加以歷史性考察，并梳理這些制度緣起脈絡中所展現(xiàn)的特殊歷史性條件，通過對這些歷史條件的分析來思考制度的本質時，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刑事制裁體系歷史演進的背后，是各大時代背景下一次次犯罪控制策略的變換。這里犯罪控制策略，不是指具體的犯罪預防和犯罪控制的方法，而是一種種權力技術運作的方案。
這里的權力，并不是政治法律意義上的權力，而是一種復雜社會關系中互相作用的力量關系，是一種“微觀的權力”。�？抡f：“想到權力的機制，我總是想到權力以毛細血管狀的存在；在這些毛細管處，權力觸及每一個具體的人，觸及他們的軀體，注入他們的行動和態(tài)度，他們的對話、學習過程和日常生活�！边@里的權力指的是各種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的形式，是力量不對稱的平衡，存在于有社會關系存在的一切地方并每時每刻都在運作著、實施著，而不是為某某人享有的。參見蘇力：《福柯的刑罰史研究及對法學的貢獻》，載《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期。例如，刑罰由中世紀以前的公開處決走向18世紀的監(jiān)禁，就絕非單純的懲罰類型的轉變，而是資產(chǎn)階級剛剛興起的背景下權力策略的重新安排,用�？碌脑拋碚f，是一種“權力技術的革新”，這種權力技術深深地嵌入社會肌體之中，與其他治理機制糾集在一起，共同組成了社會整體防衛(wèi)力量而對犯罪進行控制，從而使刑罰貌似“溫柔”。而以“防衛(wèi)社會”和“治療矯正”為旗幟的保安處分制度表面上看起來把刑罰的殘酷都已抹去，社區(qū)矯正的興起，使刑事制裁的面目似乎夾雜了更多的“柔情”，但這實際上是刑罰權力的技巧運用得更加嫻熟和隱蔽而已。從根本上看，整個刑罰史就是一整套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關于權力、知識和人的軀體的關系發(fā)展變化的歷史，權力、知識和軀體的關系，是影響刑罰發(fā)展*為基本的關系。刑罰本身是一種權力，它所關注和影響的*終材料是人的軀體，它的效果從根本上看，取決于對人的軀體的成功征服，就是要使人的軀體經(jīng)受各種有意或無意的訓練，從而使之在不同程度上變得可駕馭、服從和有用。所不同的是有些制度主要依靠外部的強力，如強制勞動。有的制度則力圖使這些刑罰機制的命令內(nèi)在化，成為個體的第二天性；這樣一來，無須外部強力的強制，一個人也能習慣地完成各種要求。當權力與人的軀體相遇時，不同的權力運作策略就會發(fā)生不同的影響。然而任何權力的行使都與知識不可分，任何權力的行使都以一定的知識為基礎，權力形式與軀體之間的關系總是與特定的、具體的知識相聯(lián)系的，即使是公開的暴力，實際上也是受特定知識指導的。參見蘇力：《�？碌男塘P史研究及對法學的貢獻》，載《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2期。同時也是犯罪控制策略，或者說是社會控制策略不斷根據(jù)社會的現(xiàn)實的需要進行調整的歷史。
本書試圖從18世紀以來刑事制裁體系的演進軌跡中，追蹤促使各類刑事制裁制度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種種力量，并辨識出這些力量所可能依憑的社會歷史條件，以“譜系學”的方式從中發(fā)掘出推動這些制度產(chǎn)生、發(fā)展或消亡的種種原因，以期對刑事制裁體系的歷史演進規(guī)律以及其承載著的犯罪控制策略的變遷進行說明，并探索適合當下中國的犯罪控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