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非常榮幸能夠為我的這本《利益、制度與信息：國內政治與國際關系》的中文版寫此序言。這本書出版于1997年，是當時迅速發(fā)展起來的區(qū)分外交政策中國內和國際因素，并將其納入統(tǒng)一理論（coherent theory）研究的一部分。費倫（Fearon 1998）、莫勞夫奇克（Moravcsik 1997）、萊克和鮑威爾（Lake and Powell 1999）、基歐漢和米爾納（Keohane and Milner 1996）以及同時期的其他學者已對這些問題做了深入研究，主要討論兩個全局性的命題：，關于社會利益還是國內制度更為重要的爭論，顯然已經得出了一致的結論，那就是這兩者都需要以某種一致的方式納入考慮（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 Garrett and Lange 1996）；第二，國際和國內要素的互動需要理論化，這樣關于哪個要素更為重要的爭論才能向前推進（Moravcsik 1997; Fearon 1998）。雙層博弈研究的發(fā)展正是它向前推進的表現(xiàn)（Putnam 1988; Evans 1993）。本書試圖在上述兩方面的基礎上再有所發(fā)展。

在國內政治和比較政治領域中，對利益和制度何者更為重要的問題上長期存在著分歧。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米爾納（Milner 1988）、羅格斯基（Rogowski 1989）、弗里登（Frieden 1991）、弗里登和羅格斯基（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以及希斯科斯（Hiscox 2002）都主要關注經濟利益的作用，他們通常根據某些經濟模型來解釋外交政策。其論點就是一旦主要社會集團的政策偏好確定，那么政府的政策選擇就很容易解釋。關鍵的步驟是能夠事前確定這些政策偏好。利用不同的貿易經濟模型，比如斯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李嘉圖維納模型、戰(zhàn)略貿易理論，這一領域的學者推導出的是社會行為體的偏好，而不是一些經濟政策（Lake 2009）。經濟模型不僅指出哪些國內代理人應當被看作是具有偏好的，而且指出他們具有什么樣的偏好。這些學者之間還存在對要素（factors）、行業(yè)（sectors）和企業(yè)（firms）哪一個更為重要的爭論。另外從更為復雜的國際經濟模型來推導偏好的努力還在持續(xù)發(fā)展（Walter 2008; Gawande et al 2009）。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確定社會偏好的領域已經成為了具有活力的研究議程，對此有人贊揚（Lake 2009），有人不以為然（Katzenstein 2009）。

制度趨向的研究則認為社會偏好本身無法提供充分的解釋�？偟膩砜�，作為政治學研究項目之一的制度主義目前處于上升期（Shepsle 1979, 1989; North 1990; Ostrom 1990），而且他們之間存在一個共識，那就是國內政治制度對政策選擇極為重要。政治制度被認為一方面可以聚合利益，而且是以不同方式聚合利益，因此兩個不同的政治體系可能具有相近的偏好結構，但是作為利益聚合的各自政策可能不盡相同；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制度本身塑造偏好，事前的、不考慮制度的社會偏好分析是不存在的。包括戈爾茨坦（Goldstein 1993），戈爾茨坦和基歐漢（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貝利（Bailey et al. 1997），羅格斯基（Rogowski 1987, 1999），曼斯菲爾德和布施（Mansfield and Busch 1995），洛曼和奧哈洛倫 （Lohman and O�餒alloran 1994）以及加勒特和蘭格（Garrett and Lange 1996）就是典型的強調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中政治制度作用的學者。在更為廣泛的國際關系文獻中，關于民主和平的辯論是另外一個關于國內制度的前沿研究領域（Doyle 1983; Russett and Oneal 1997; Schultz 2001; Gowa 1999; Layne 1994）。新制度主義讓這一領域的學者對各種制度所能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越來越敏感。

融合強調偏好的理論和關注制度的理論似乎是重要的一步。本書就是試圖將國內政治的這兩個方面綜合在一起，而且是以一種一致的方式進行。方法之一是選擇一個特定模型，該模型要能夠表明偏好或者制度的變動狀況如何改變結果。而所謂政治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s of politics）則將利益和制度結合在了一起（Enelow and Hinich 1989, 1990）。本書借助這種模型來展現(xiàn)政治執(zhí)行者、立法者、利益集團以及外國政府的偏好，然后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表明這些偏好的相對變動如何改變結果，以此來證明偏好結構對對外經濟政策的影響。然后下一步就是證明政治制度結構的變動，也就是如議程設置、誰來批準、誰來投票以及以何種順序等怎樣改變結果，甚至當偏好不變時（也是如此）。這突出了國內制度改變結果的能力，即便偏好是恒定的�？臻g模型似乎是融合偏好與制度對政策影響的有潛力的途徑。

然而，運用空間模型除了這些好處之外，也有代價。我們必須了解行為體的偏好源自何處，尤其是當我們運用演繹的、事前的貿易模型于貿易政策領域之外時。而且，如果我們充分地變化偏好和制度，那么幾乎各種結果都有可能（Hammond and Prins 2006）。很不幸，融合偏好和制度的進展仍然很緩慢。近的研究常將其分開，只關注于其中一個方面（Hiscox 2002; Ladewig 2006; 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萊克在對這一領域的概括中也將偏好和制度看作兩類變量(Lake 2009)，同先前的研究很相近（參見Moravcsik 1998）。未來的研究應當尋求更好地融合偏好和制度的影響。

這一研究領域中，第二個人為的區(qū)分是解釋對外政策上的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的區(qū)別。雙層博弈似乎是一種融合兩者于相同理論空間的方式（Putnam 1988; Evans et al 1993）。雙層博弈的重點是將國內和國際壓力對政治領導人的影響模型化。本書也對此進行了探索。本書在空間模型內運用雙層博弈，來更為精確地展現(xiàn)在何種條件下，兩個國家間的國際合作更容易或更難發(fā)生。一個關鍵的發(fā)現(xiàn)就是，非單一國家并沒有使國際合作更為可能發(fā)生；也就是說，國內政治通常是比國際政治更大的阻礙合作的障礙，這與很多現(xiàn)實主義者相對的收益觀相反。如費倫（Fearon 1998）認為的那樣，本書代表了不同于純國際談判的一種典型結果。相對于國際談判，本書表明國內政治的介入惡化了國家間關系，也就是國內政治不情愿尋找合作性結果。

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也相對緩慢。雙層博弈盡管有其長處，但在現(xiàn)有研究中也處于衰退之中。比如，萊克（Lake 2009）還是將國際要素作為第三種獨立影響對外經濟政策的變量，同國內政治也沒有什么關聯(lián)。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是雙層博弈模型過于復雜，而又難以提供有力的結果。而且雙層博弈的條件通常被看作是僅涉及次要的影響，而國內層次的偏好和國際談判主導進程。如果想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們就仍然需要將這些要素以一種理論化的、有力的方式加以融合。

本書的另外一個特征就是強調信息環(huán)境。本書并不假定完全充分的信息。實際上如果有完全充分的信息，那么當談判一開始，協(xié)定的批準就應進行。然而，本書強調在不充足信息的環(huán)境下仍可以維持合作，而且國內社會行為體可以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從而讓政策制定者更易于達成合作性協(xié)定。信息缺乏并不總是國際協(xié)定的阻礙。本書我們將注意力集中于信息環(huán)境，使其成為理解對外政策的另一個重要變量。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也很緩慢。目前多數(shù)對外經濟政策的分析仍然假定完全和充分的信息（比如Walter 2008; Chase 2008; 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09）。但是現(xiàn)在也有一些研究著眼于哪些國內行為體了解自身的偏好及本國政府的政策，這表明信息缺乏是普遍的(Guisinger 2009; Mansfield and Mutz 2009)。但是，將信息匱乏系統(tǒng)地納入對外經濟政策的模型中仍然少見。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學者們已經開始呼吁重視行為體所具有的信息（information）和信念（beliefs），以便不僅能更好地處理行為體所面臨的風險，也能更好地應對相互依賴世界中他們所面對的不確定性（Katzenstein 2009）。這與本書的論點不謀而合。

本書另外一個進展是所提出的評估假設的實證策略。在這本書中，案例研究是證據的主要來源。這種定性分析方法仍然是本研究領域的重要部分。但是越來越多的定量數(shù)據已經得到發(fā)展和運用。綜合不同國家和不同時間的數(shù)據庫，也就是所謂的依時間序列的跨部門數(shù)據（time series cross sections, TSCS），正在變得更為流行，這是因為這種方法已經能夠更好地應對內在的統(tǒng)計問題。現(xiàn)在我可能會想為本書增加一個定量分析的部分。我近的一些研究也仍在關注本書中提出的假設，并且運用定量數(shù)據來檢驗這些假設，其中一些發(fā)現(xiàn)支持了本書的觀點（Mansfield et al 2007, 2008）。利用多種方法，包括定量、定性、試驗和調查的方法，在目前國際關系研究中變得越來越普遍，這是向前發(fā)展的重要一步。

國際合作是本書的核心著眼點，現(xiàn)在也仍是極為重要的議題。近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就是在國家間相互合作的狀況下被緩解，從而避免了以鄰為壑的行為。這次合作同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時代缺乏此類合作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國家間的競爭造成了采取對所有國家而言都進一步惡化危機的政策。我們對國家間避免造成負面外部性的競爭的條件了解得越多越好。我們目前所處的全球化的世界強化了合作的需求；國家政策影響的擴展要比以往的網絡化體系更為快速和強烈。理解政府如何防止國內政治阻礙他們的國際合作努力是一項關鍵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