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學是一門關于人的行為研究的科學，具有社會性和實踐性的特點。從一定意義上說，大眾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傳播行為，包括自我的傳播、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物與人的傳播以及物與物的傳播等。
　　傳統(tǒng)的大眾傳播學研究通常將傳播行為視為一個獨立的系統(tǒng)，既研究這個獨立系統(tǒng)自身運行的方法、特征和規(guī)律，也研究傳播系統(tǒng)與社會系統(tǒng)的關系和互動，既重視量化研究，關注能夠解決具體傳播問題的方法，也關注技術帶來的傳播媒介形態(tài)的變化對社會發(fā)展產生的影響，以及關注傳播和權力之間如何相互形塑，政治制度如何形成不同的傳播制度等，并由此形成了眾多的傳播學理論以及派別。
　　當世界逐漸進入后現代以后，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各項技術的裹挾下，大眾傳播開始發(fā)生重大的變化。麥克盧漢曾使用“中心部落化”來比喻人類社會所處的電子媒介時代。他認為，新媒介本身就能帶來某種新的信息——“媒介即訊息”；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影響人類的感覺和觸覺，媒介改變了人類感知的速度和尺度——“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美國著名的傳播學家梅羅維茨也指出，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借助其所傳播的具體內容來影響受眾，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場景”來對受眾產生影響。而被譽為“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的美國媒介理論學家萊文森則描述了媒介技術在進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越來越符合人類需求和便于人類使用它進行信息交流的傾向，指出許多技術是基于模仿或者復制人體的功能而開發(fā)的。在媒介的進化過程中，媒介的人性越來越多，而人為性越來越少，媒介的進化方向呈現出更適合人類感官生理特性的趨勢。一言以蔽之，先進的技術和不斷革新的傳播媒介正在持續(xù)而深刻地顛覆著大眾傳播的一切，包括內容、載體、渠道、方式等。與麥克盧漢略有差別的是，萊文森十分樂觀地認為，在新傳播時代，人不是被動地受制于技術，相反，人可以影響技術與媒介。媒介不是介的沖擊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正在使用中的信息技術的結果。當然，對待現實的一切問題幾乎都存在仁智之見，很難有一個或者兩三種相對統(tǒng)一的觀點，不過以上學者們的觀點倒是為我們理解大眾傳播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分析框架。
　　顯而易見的是，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大眾傳播已經存在于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程使得媒介與個人行為、群體往來、民族交流、國家溝通以及社會發(fā)展的關系更加緊密。社會關系成了傳播關系，實施管理成為溝通行為。大眾傳播正成為影響人類存續(xù)的至關重要的核心力量。所以，筆者認為重新認識大眾傳播，重新認識大眾傳播在當代和未來的內涵、特征以及價值和意義就十分必要了。
　　首先，要把當代大眾傳播看成是一種結構性的系統(tǒng)。從表面上，各種社會現象紛繁復雜，但在繁雜社會現象的背后卻存在著相應的結構，抑或一種相應的秩序。比如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即通過各種翔實的素材對“原始人”的思維結構、社會結構、神話結構等進行了實證調查和研究，提出了未開化人的具體思維與開化人的抽象思維沒有高下之分，而是互相平行發(fā)展、各司其職的觀點。其開創(chuàng)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強調一個文化意義的產生與再創(chuàng)造是透過作為表意系統(tǒng)的各種實踐、現象與活動來展示的。各種表意系統(tǒng)就是傳播符號，通過對這些表征符號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符號背后的規(guī)則和秩序。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園植的一樣，人類的思維也分為野性和文明兩大類。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也可以把復雜的傳播實踐具體地分為表層與內在、個別與整體、要素與系統(tǒng)等二元層次，用結構理論的眼光進行審視和分析。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韋爾用“SW要素”展示了“傳播”這一復雜現象的基本狀況，第一次將傳播的復雜層次進行了結構化呈現，建立起了在時間和空間中有變化的各個傳播要素之間的關系，也展示了在復雜傳播活動中各個要素之間的線性關系以及與系統(tǒng)之間的整體聯系，這就是一種結構性的描述。其后學者們將每一個要素（也可稱為環(huán)節(jié)）的內容在時間和空間軸上展開，就形成了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系統(tǒng)研究，由此建構出了整個傳播學理論的學科整體框架，其后的傳播學研究無一不是以此為核心，由要素研究到系統(tǒng)研究、由封閉的信息傳播到與社會環(huán)境交互傳播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大眾傳播可以說是基于傳播者、信息、受眾、渠道和效果等要素形成的各子系統(tǒng)構成的體系，具有結構性的特征。
　　其次，要把當代傳播學看成是意義生產的過程。傳播學的研究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過程學派，即將傳播看成是信息從A到B的傳播過程，其研究的重點是信息如何獲得通暢的傳遞；另一種是把傳播看成是社會文化的復雜反映，是媒介作用于社會環(huán)境從而與社會產生相互影響的實踐行為，尤其是研究傳播以及媒介功能發(fā)揮與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構建關系。比如費斯克就認為傳播是一種溝通，而溝通是建立在對意義的理解上的。費斯克研究認為，電視節(jié)目是內容生產商根據經濟和消費者需求生產的內容產品，而為了更好地銷售這些內容產品，生產商就必須尋找與觀眾的共同點，并根據這些共同點進行內容產品的生產。這些共同點可以在社會共享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以及節(jié)目制作者和觀眾的共享文本中找到。電視節(jié)目制作和銷售的核心就是圍繞著電視節(jié)目意義的生產來進行的，受眾閱讀電視文本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傳授雙方對話的過程，就是意義傳遞和意義共建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傳播實際上是一種意義生產的過程。
　　再次，要把當代傳播看成是一種符號運作的行為，是意義符號化的過程。這樣的認識源自對符號學的理解。誠如我們知道的一樣，符號學是一門分析符號（sign）系統(tǒng)如何運作的科學。符號學者們認為溝通的基礎是在傳播者之間建立符碼系統(tǒng)背后的規(guī)則與共同的理解，因此意義的表達方式與過程十分重要。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在技術的裹挾下，內容越來越多地被各種豐富的符號表達著，符號功能逐漸強大起來，大有內容價值被符號價值所取代的趨勢，符號的作用遠遠超過內容本身，比如經典文學文本正日益被電影、視頻以及動漫、游戲所代替，而成為大眾更樂于接受的閱讀內容和載體。所以，當代的傳播正日益發(fā)展為人類利用各種符號進行意義表達的符號運作行為，是人（主體）對客觀事物（指示物）進行符號化的過程。傳播凸顯圖示化、視頻化和視覺化的特征。
　　最后，要冷靜地看待當代傳大眾播進行的社會歷史文化建構。新媒體環(huán)境下的傳播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傳播，它讓傳播涉及每個社會成員以及每個社會生活細節(jié)，社會生活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反映。但是技術的虛擬和開放在使用戶更加方便、自由的同時，也使得虛擬現實的建構主觀性特征日益顯著，甚至呈現從主觀性到主觀化的趨勢。與傳統(tǒng)傳播學的虛擬現實相比，今天新媒體所建構的虛擬現實則更加觀念化、輿論化。觀念的現實與事實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同時，在不同功能和技術的支撐下，不同風格和形態(tài)的媒體文化令人眼花繚亂，諸如抖音、網絡直播等渠道正在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那里面既有正統(tǒng)文化的傳播，又有低俗信息的傳遞，尤其是網絡直播中，良莠不齊的信息和低俗道德觀充斥著移動終端，塑造和改變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如何把握低俗與流行、主流與邊緣、崇高與媚俗、真理與謬誤，確是當代傳播面臨的重大問題。顯而易見的是，大眾傳播已經成為塑造社會文化的強大力量，成為人類進行知識生產和思維創(chuàng)新的新路徑。
　　本書作為傳播學專業(yè)的研究生教材，不斷修改和完善已近10年，總體的思路和框架是基于以上對傳播學的新理解和新認識。具體地說，是在不斷學習傳播學各個經典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不斷發(fā)展的社會現實獲得的新啟示和新認識。尤其是當深入閱讀了費斯克的《傳播研究導論：過程與符號》以后，本書的基本框架就形成了，即從傳播作為一種信息傳遞的過程，到將傳播看成是媒介建立社會權力的過程，再到傳播是社會文化的建構。體系很宏觀，是希望能用經典的傳播學理論闡釋出大眾傳播的當代復雜性：對大眾傳播的認識和理解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從人類早期的直覺、感悟到在現代心理學、社會學視域下的科學實證，體現在信息的搜集與整理、選擇與制作、受眾的解讀和效果等諸多方面；而大眾傳播的實現涉及傳播制度和相關的規(guī)范，又與國家制度緊密相連；同時認識大眾傳播在社會發(fā)展中所發(fā)揮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以及對社會意識形態(tài)建構的作用；最后則是從文化批判的角度對大眾傳播的理性反思。
　　經典的理論是社會實踐精粹的提煉，但理論的發(fā)展依然需要不斷地從社會實踐中獲得養(yǎng)料以實現突破和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