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

（代序）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高貴武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用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 100 多年前在《雙城記》里所說的這句話來描述中國當今的傳媒行業(yè)乃至中國當下的主持傳播可謂再恰當不過。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特別是新的媒體技術發(fā)展的日新月異，中國的主持傳播業(yè)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傳媒技術門檻的降低，不僅使每一位普通民眾（俗語所稱的草根）有了走向舞臺中央，成為主持傳播主體的機會，也空前刺激了民眾個體自我呈現和公共表達的欲望，使主持

傳播無論在傳播主體、傳播平臺、傳播手段方面，還是傳播內容和傳播形式方面都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繁榮和喧囂，更大大豐富了主持傳播的內涵和外延。除了原有的傳統(tǒng)廣播電視播音員、主持人和出鏡記者，網絡主播（包括各類短視頻平臺和直播平臺上的秀場主播、帶貨主播、游戲主播、 電競主播和各類垂直內容的主播）、B 站 UP 主、Vlogger（短視頻博主）等新的主持傳播主體更是層出不窮。只要擁有一部能夠聯網的智能手機，不分年齡、不拘職業(yè)、不限地域、無關學歷、不分專業(yè)，每個人都可以自己的個人身份面向公眾進行信息傳播和生活分享，主持傳播進入“人人皆可成為主播”的繁榮階段儼然已成事實。由于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新媒體特性加

持，主持傳播的影響力更是讓傳統(tǒng)媒體時代的播音員、主持人們瞠目結舌、望塵莫及。僅僅依靠個人影響力，粉絲量早已超過很多地方電視臺受眾人數的帶貨主播李佳琦短短幾個小時的直播就可以售出數億元價值的貨品，而單槍匹馬、來自中國西部農村的李子柒在美國主流視頻網站上輕松便可擁有幾百萬的粉絲，其受眾規(guī)模和影響范圍、在受眾當中的輿論領袖價值和品牌經濟效應更是讓許多專業(yè)的媒體機構和媒體人都相形見絀……

一方面是新媒體主播的數量規(guī)模和影響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卻是傳統(tǒng)主流媒體的主持傳播似乎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尷尬。自從 2015 年浙江衛(wèi)視選秀節(jié)目《中國好聲音》的主持人華少在網絡上發(fā)文《主持人還有將來嗎》對主持人的未來表示擔憂之后，“去主持人化”“主持人邊緣化”便一直是社會上不絕于耳的熱議話題。特別是隨著一些傳統(tǒng)媒體主持人的紛紛離職轉行，一些真人秀類綜藝節(jié)目非固定主持人的設立以及主持人角色相當程度上由參與節(jié)目的藝人擔當之后，主持人角色的弱化以及主持人未來該何去何從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焦慮。除了這種被稱為節(jié)目主持人角色功能的弱化與轉移現象和越來越多非科班出身（指所學專業(yè)非播音主持）的主持人出現在主持人崗位外，令社會大眾對主持人未來更加擔心的還有虛擬主持人和人工智能主持人的出現。從 2001 年世界上第一個虛擬主持人安娜諾娃在英國出現，到 2018 年年底中國首個人工智能主播在新華通訊社上崗，虛擬主播與人工智能主播的發(fā)展速度和規(guī)模以及人工智能主播與真人主播間技能和觀感相似程度更是早已超出人們的一般想象。于是，“主持人要下崗了”“主持人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這樣的聲音再次甚囂塵上，層出不窮。

非科班出身主持人的增多和人工智能主持人播報功能的不斷完善也讓專門從事播音主持專業(yè)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的大專和本科院校再次受到了質疑和挑戰(zhàn)，“主持人是培養(yǎng)不出來的”“播音無學”似乎又一次成了不證自明的事實。社會質疑和主持傳播生態(tài)的發(fā)展同樣給曾經以培養(yǎng)專業(yè)廣播電

視播音員、主持人為主的播音主持專業(yè)帶來了巨大壓力，迫使該類專業(yè)紛紛通過調整方向和優(yōu)化課程體系來適應新的社會變化和社會需求。于是， 有的學校開始將原來的播音主持專業(yè)調整為口語傳播，將學生的就業(yè)出口不再局限在傳統(tǒng)的廣播、電視媒體，而是拓展到了更為廣闊的航空航運播音、文化場館解說、新聞發(fā)言人、公共演講、商業(yè)談判、脫口秀表演、有聲朗讀等行業(yè)；有的則在既有的專業(yè)基礎上增加了綜藝主持、網絡主播等方向；有的甚至開始面對眼下如火如荼發(fā)展中的電商直播，在醞釀和籌備建立新的直播帶貨專業(yè)。

主持傳播，其較早的樣態(tài)是傳統(tǒng)廣播、電視媒體中以播音員、主持人為傳播主體，帶有鮮明個人化特征和交際性特色的一種人格化傳播方式。隨著媒體自身和媒體環(huán)境的變化，媒體的形態(tài)和邊界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 除原有的機構媒體或專業(yè)媒體，越來越多的平臺媒體和自媒體的出現也在不斷豐富和拓展媒體的概念和渠道。媒體從業(yè)者，包括主持傳播的主體也不可避免地發(fā)生變化并衍生出了許多新的樣態(tài)，如前面提及的新聞發(fā)言人、網絡主播等便是這種發(fā)展的結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說新媒體的發(fā)展為主持傳播帶來的是嚴峻的挑戰(zhàn)和生存危機，是造成主持人邊緣化或主持人要被取代的主要原因，倒不如說恰恰是新媒體的發(fā)展為主持傳播創(chuàng)造了更大的發(fā)展空間，不僅為其內涵與外延的拓展，更為主持傳播的空前繁榮創(chuàng)造了更為有利的時機和條件。至于播音員或主持人到底能不能被取代，其實并不取決于主持傳播的某種形態(tài)或形式，而在于這種形態(tài)或形式是否真正體現了主持傳播的人格化實質和人際性特質，發(fā)揮出了人在傳播中的意義和價值。正如中國著名主持人白巖松 2019 年在第三屆中國主持傳播論壇的演講中所指出的那樣：主持是技術，人才是真正的內容。作為主持傳播主體的人的價值才是主持傳播的核心所在，也是無法被取代的。

作為人類社會的紐帶和人類所有活動中最具人性的行為之一，傳播始終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和情感溝通。蘇格拉底早就斷言，真正的“交流必須發(fā)生在靈魂與靈魂之間，交流雙方必須同時親身在場”�？ㄎ鳡栐谄涿�著《人論》中也明確提出：“要理解人，就必須實際上面對著人，必

須面對面地與人來往�！本瓦B專注精神交往理論的馬克思也毫不諱言：“面對面交流是實現全面的人性所必需的。”從人類傳播的歷史發(fā)展來看，盡管傳播技術的發(fā)展在不斷拓展著人與人交流的物理時空，卻也在通過先進的技術保障在努力縮短和消弭著傳受雙方的心理和情感距離，在試圖通過營造自然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狀態(tài)，將人類傳播重新恢復到原初時代的全通道的人際交流狀態(tài)，從而真正實現人類傳播向“親自在場”和“面對面”的回歸。而事實上，無論是即時互動，還是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新技術的運用，從一定角度來講，無不都是在試圖通過新的技術手段來營造和復現那種因大規(guī)模機械復制式傳播而失掉的人類傳播本該有的人際性。在對從莎草紙到互聯網之間 2000 年的社交媒體歷史進行審視之后，英國學者湯姆·斯丹迪奇同樣得出了這樣的結論：“21 世紀的互聯網在很多方面與 17 世紀的小冊子或 18 世紀的咖啡館相通，和 19 世紀的報紙或20 世紀的電臺和電視臺卻大相徑庭。簡言之，新媒體和老媒體很不一樣，但和‘真正老的’媒體相差無幾。中間插進來的老媒體時代只是暫時現象，并非正常情形，媒體經過了這段短暫的間隔——可稱為大眾媒體插曲—— 后，正在回歸類似于工業(yè)革命之前的形式�！�

主持傳播的出現在人類傳播朝著人性化方向發(fā)展的道路上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因為其傳播主體是以人格化方式出現的獨立主體，因為其傳播樣態(tài)和傳播符號方面所呈現出的類“人際交流”和“面對面”的傳播特點，主持傳播對機構化的大眾傳播而言最具革命性的貢獻就在于：它是以一種“面對面”的方式改變了傳播中傳者與受者之間的交互界面，并以人格化的橋梁建構起了媒體與受者之間的情感關系。毫無疑問，關系乃是一切傳播得以成立的基礎。對視覺文化理論作出突出貢獻的英國學者約翰·伯格早在《觀看之道》一書中提出：“我們從不單單注視一件東西，我們總是在審度物我之間的關系�！比魏侮P系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被構建的。專事人際傳播及社會交換理論的美國學者邁克爾·羅洛夫則進一步指出：“人際關系是被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自從有了主持傳播這種人格化的傳播方式，受眾之于內容的接觸與接收便不再是單純的“人—機”交互，而是具有了“人—人”交互的特色，這也意味著受眾所接觸的信息會因為主持傳播主體與受眾間建構起來的關系而多了被注視的可能。有了“人—人” 交互的界面，受眾從媒介接觸的也不再是冰冷的機器和抽象的符號，而是充滿了情感和溫度的具體的人，受眾與傳媒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取與予之間的簡單信息交換，而是有了情感的托付，有了真正的精神層面的交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主持人盡管可以在信息傳播上有著更高的效率，但因為其“人—機”交互界面的原因，實際上對真正的主持傳播并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更談不上替代。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趨勢》中早有預言：“我們周圍的技術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專門研究媒介進化理論的美國媒介環(huán)境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萊文森更是把媒介未來的發(fā)展趨勢稱為媒介演進的人性化趨勢，同樣強調將信息傳播逐步轉化為有溫度的信息體驗的過程。事實上，正如瓦爾特·本雅明認為正是大規(guī)模的機械復制反倒突出了藝術品原作的獨特性和唯一性一樣，恰恰是人工智能主播的涌現從一個側面更加突出了真人主持人的權威性和重要性，就像凱文·凱利在其著作《科技想要什么》中所說的那樣：“沒人能模仿你，那就是你最受人重視的地方�！�

2018 年 8 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在世界科技創(chuàng)新論壇上表示：人工智能其實就是統(tǒng)計學，只不過用了一個很華麗的辭藻。媒介環(huán)境學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尼爾·波斯曼在其著作《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更是明確表示：“人工智能沒有也不會產生能夠創(chuàng)造意義、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動物，人就是這樣的動物�！笔聦嵣�，正如美國《連線》雜志創(chuàng)始主編凱文·凱利在其“科技三部曲”之一的《必然》中所言：“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最大的益處在于，各種人工智能將幫助我們定義人性。”人工智能主播的出現除了可以提高主持傳播的效率，將主

持傳播主體從大量的工具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則是為主持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倒逼主持傳播可以向著更能體現其人的價值和人際性的人格化方向進化，真正體現人的價值和意義。對于主持傳播而言，技術發(fā)展是催化劑，既是試金石，又是照妖鏡。在主持傳播從“真人秀”到“機器人秀”的發(fā)展歷程當中，技術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作為主持傳播人格化的基礎和保障而存在，而且通過不斷檢驗和淘汰的方式促使主持傳播的人格向著更人性、更完善的方向進化。至于說節(jié)目中原有的主持人角色是否是由科班出身的專業(yè)人士或名曰“主持人”的傳播主體來擔任，也并未從根本上形成對主持傳播的威脅和弱化。相反，不管傳者的角色由誰擔任或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來擔任，傳播中人與人交流的實質性局面并沒有被改變和弱化。如果非要說是有某些弱化的跡象存在，那么這種弱化真正弱化的也只是傳播者因職業(yè)角色而造成的某些職業(yè)機械感，其目的恰恰是要通過弱化傳播主體因為某些職業(yè)性而造成的疏離感來在傳受之間營造更為自然、親密的人際性和交流感，是為了像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

媒介環(huán)境和媒介形態(tài)的變化，包括新媒體技術的發(fā)展一方面似乎已徹底改變了主持傳播的一切；而另一方面主持傳播的核心和實質實際上似乎又從未改變。新媒介技術的發(fā)展無疑為主持傳播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促進了主持傳播在平臺、渠道、方式、格局、符號等方面的改變，也通過更加實時的互動和更加多元化的交流方式為傳受者之間的人際性溝通創(chuàng)造了更大的可能性，使傳統(tǒng)媒體主持傳播者期盼已久的“面對面”及時互動局面更容易實現，使傳統(tǒng)媒體主持傳播中被分解的功能與任務越來越集中到主持傳播的個體身上，為主持傳播者在角色功能和話語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無論主持傳播的形態(tài)和方式，甚至主持傳播的角色與任務發(fā)生多少變化，主持傳播作為信息傳播的定位和職能不會變，主持傳播者作為傳播中與受眾建構關系界面的性質不會變，主持傳播中所體現出的人與人之間信息和情感的交流實質不會變，主持傳播者在傳播中所要堅持的原則和承擔的責任不會變，主持傳播在踐行這些原則和履行這些責任時所要求的專業(yè)核心素質和與人打交道的溝通能力同樣不會變。這種不變用豪厄爾斯在其著作《視覺文化》中的話來說就是“各種媒體的實體性內容并沒有因為數字技術的使用而改變”。

事實已在反復證明，即使是在新媒體當中，那些具備了過硬傳播素質和能力的傳播者同樣能夠游刃有余。而即使是有著千萬級流量的網絡紅人，如果不具備良好的傳播責任和傳播素質同樣容易翻車，而那些僅僅靠著挑戰(zhàn)傳播倫理和社會道德底線來博眼球一夜暴紅的網絡主播們也終將被網民所唾棄。因此，越是在媒體實踐飛速發(fā)展的時候，越要努力提高傳播者的綜合素質，提升主持傳播者的專業(yè)能力，積極發(fā)揮主持傳播者的意見領袖作用、營造風清氣正的媒體環(huán)境就越成了亟待解決的當務之急。

新媒體的發(fā)展速度是史無前例的，依托或衍生于新媒體平臺與技術的主持傳播的發(fā)展速度同樣快得超乎人的想象。據 CNNIC 于 2020 年上半年所公布的第 45 次統(tǒng)計報告，中國的網民數量已經超過 9 億，雄居世界第一。

隨著網絡直播近年來在中國的突飛猛進，專門從事人格化傳播的網絡主播使我國主持傳播的數量在世界上穩(wěn)居第一也是無可爭議的。由于新媒體發(fā)展的速度過快，加上新媒體中新生事物的層出不窮，更由于在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中并無現成的經驗和知識可以借鑒，新的主持傳播者們也急需專業(yè)的知識和訓練來提升他們的能力和素質。從事主持傳播教學和科研以及人才培養(yǎng)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們，則急需對這些新的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并從現象中歸納提煉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將其上升到知識層面，再反哺到新的教學體系當中，這同樣對大專院校等高等教育機構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可喜的是，在主持傳播不斷迎來新的發(fā)展和變化之際，一批年輕有為的青年學者也早已勇立潮頭，以他們敏銳的跨學科視角和厚重的理論學養(yǎng)對這些新的問題和現象進行了及時的關注和深入思考，并愿意把他們智慧的結晶以教材的方式呈現出來，于是就有了這套要跟大家見面的《融媒體

主持傳播案例教程大系》教材。這套教材立足融媒體主持傳播發(fā)展的社會現實，重點關注融媒體環(huán)境下主持傳播的嶄新發(fā)展動態(tài)和前沿關鍵問題，從融媒體現場報道、融媒體體育賽事解說、新聞發(fā)言人、網絡直播、電子商務主持、文化場館解說、有聲讀物創(chuàng)作等多個角度對主持傳播發(fā)展方方面面的問題做了深入探討和大膽探索。因為是就一些新現象和新問題所做的探索性的研究嘗試，能夠借鑒和參考的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相對有限，這套教材中肯定還存在不少稚嫩和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更多專家的指正和接受實踐的檢驗。也因為是對新問題和新現象的及時探索，因應了社會的迫切需要，這套教材不僅顯示出了青年學者們敏感的學術思維和可貴的學人擔當，更為提升全社會特別是草根主持傳播者的傳播水平，滿足全社會對主持傳播知識和技能的渴求，貢獻出了學者應有的力量。

近 20 年前，我在做博士論文時，無意中開始以跨學科的視野從傳播學角度關注了傳統(tǒng)廣播、電視媒體中的播音、主持等人格化傳播樣態(tài)，并斗膽以主持傳播的概念對這種介乎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間的人格化傳播樣態(tài)進行了概括和探究。20 年來，隨著其內涵和外延的不斷豐富，主持傳播實踐中涌現出的新樣態(tài)和應用的范圍越來越廣，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有不少年輕學者也紛紛以更加開闊的理論視野加入了對這一獨特傳播現象和傳播形態(tài)的研究當中，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從 2017 年開始，我也有幸與全國同行一起開創(chuàng)了中國主持傳播論壇，創(chuàng)辦了《中國主持傳播研究》集刊，使更多關注主持傳播的學界、業(yè)界的才俊們有了更多學術交流的機會。值此以主持傳播命名的系列教材出版之際，本套教材的責任編輯任逸超老師盛情邀我擔任此套教材的主編并囑我為其作序。我雖深知自己在這塊領地上的耕耘仍尚粗淺，為此套教材作序頗有些自不量力，但想到能為青年學人的勇敢進取鼓與呼，能為他們的成果產生積極的社會意義助一臂之力，也是我的夙愿和義不容辭的責任，便只有恭敬不如從命了。

是為序。

2020 年 8 月于北京時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