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標法（1982）》《專利法（1984）》誕生以來，到近著作權懲罰性賠償、藥品專利鏈接等一系列重大變革在中國知識產權立法體系中的引入，知識產權制度變革迅速。知識產權法學研究伴隨改革開放的時代選擇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知識產權國家戰(zhàn)略的制度定位、行政介入的限度，以及作為一種創(chuàng)新法治文化的普及和被認可程度，都存在巨大進步空間。處在百年變局之下的知識產權法學研究，亦必將在私權保護、創(chuàng)新促進、產業(yè)發(fā)展、競爭維持以及卡脖子問題解決等時代命題的纏繞交錯中，繼續(xù)求索。蓬萊文章建安骨，知識分子本就是民族和社會重任的承擔者。但對這種歷史和人生使命的探究，于國家和個人而言，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以使得國家和個人面對未知的苦難，可具備臨危不懼的勇氣和處變不驚的冷靜，以及靜中生智的可能。希望《評論》的付梓，能為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存續(xù)和發(fā)揚，儲備些許智識，貢獻微薄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