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二戰(zhàn)”之后的一段時期是“焦慮的年代”，20世紀十年代是“抗抑郁藥的年代”，那么我們則生活在“雙相的時代”。這個曾經僅適用于1%人口的診斷，如今在比例上已大幅地增加，據(jù)估有25%的美國人罹患某種形式的雙相。心境穩(wěn)定劑被同樣常規(guī)地開囑給成年人及兒童，以至于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兒童的處方量增加了400%，而總體的診斷數(shù)則增加了4000%。的問題已不是“你有雙相嗎？”，而是“你的雙相如何了？”。
名人們公開談論他們的雙相，例如凱瑟琳·澤塔—瓊斯、斯蒂芬·弗雷、尚格·云頓、黛米·洛瓦托、亞當·安特、湯姆·弗萊屈和琳達·漢密爾頓。市面上也充斥著回憶錄和自助書籍�！秶�土安全》（Homeland）里的中情局特工凱莉·馬蒂森和《烏云背后的幸福線》（Silver Linings Playbook）里的前教師帕特·索利塔諾也被描繪成雙相患者。甚至兒童動畫《史酷比狗》（Scooby-Doo）里也提到了雙相。
同時，各種商業(yè)手冊也催化孕育了一定程度的躁狂以攫取市場。管理者們被教導如何利用躁狂的情緒高漲以提高銷售和生產力。在一張媒體圖片上，商業(yè)大亨特德·特納被描繪成一個意志堅定的船長，圖上同時標有一句警告語：此人已強大到不再需要鋰鹽來控制自己，所以競爭對手們要當心了！好萊塢的明星們在看精神科醫(yī)生時會帶上經紀人，以確保藥物能在抑制躁狂的同時又不會太抑制—在好萊塢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常見到這種“調理”的用藥，以適應明星們對職業(yè)和生活方式的要求。 
在躁狂早期出現(xiàn)的自信、興奮和活力，似乎與的商業(yè)需求所推崇的“成就、生產力以及強烈的投入”非常相符。在這競爭激烈的世界，工作的穩(wěn)定性和安全性逐漸受到侵蝕。員工必須通過工作更長的時間，并對自己的項目和產品表現(xiàn)出更為熱情的信念，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因工作過度疲憊和耗竭而不得不休息幾天，不再被視為“哪里出了問題” 的證據(jù)，而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同時，精神醫(yī)學的經典理論將躁狂發(fā)作的本質特征歸因為對個人發(fā)展的追求。自助書籍和心理治療也致力于提高自尊、增強自信和幸福的理念。它們在告訴我們：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追隨自己的夢想。如果說“強迫性地尋求與他人的聯(lián)結”曾經被定義為躁狂的主要癥狀，那么在，它幾乎是一種正常人的義務：如果你不使用臉書（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之類的社交平臺，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問題。這些曾經被視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臨床癥狀，現(xiàn)在已經成為各種治療和生活方式指導的目標。
然而，除開這種新潮的“職場躁狂”行為，真正的躁郁癥患者也描述了他們躁狂發(fā)作之后可怕的低落和噩夢般的激越狀態(tài)。躁狂時的力量感、自信感和與他人聯(lián)結的感覺，讓人無比強烈地感到“活著”，但也使他們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死亡。雙相性（bipolarity）的這種“悖論”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觀察到：假如問躁郁癥患者“如果存在一個能讓你的雙相性消失的按鈕，你是否會按下它”，很多患者都說不會去按。然而，同樣也是這些患者，他們可能在瘋狂的購物狂歡中揮霍自己的積蓄，通過離棄或忽視來傷害自己的家人，或是做出一些有生命危險、注定沒好結果的英雄主義或享樂主義行為，終讓自己的人生在醫(yī)院中結束。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新潮而普遍的雙相性自我特征？這種雙相性的高漲和低落是否是經濟狀況變化的結果，即“能量持續(xù)爆發(fā)的職業(yè)形象”取代了“傳統(tǒng)的、穩(wěn)定的職業(yè)形象”？除了經常被膚淺地談論到的“職場躁狂”外，是否還有一種“真正的”雙相性，即精神科醫(yī)生過去稱之為“躁郁癥”的雙相性？雙相性似乎與21世紀怪異和動蕩的生活節(jié)奏相適應，然而，任何真正經歷過躁郁癥的人都會告訴你：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二

100年前，“雙相”這個術語十分罕見。它早在19世紀末的精神醫(yī)學中被使用，自20世紀80年代方才開始流行。到了20世紀90年代，“雙相”已成為家喻戶曉的詞匯。這種新的潮流是如何產生的？精神醫(yī)學的歷史學家們同樣也成了這段歷史的見證者。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銷量的主流抗抑郁藥的期面臨結束時，雙相突然成了制藥行業(yè)巨額營銷預算的接受者。
一些網站幫助人們進行自我診斷，期刊的文章和增刊也都提到了雙相。事實是：幾乎所有這些都完全或部分是由制藥行業(yè)資助的。網絡調查問卷可以讓你在幾分鐘內進行自我診斷，對許多人來說，似乎他們的困擾終于有了一個名字。就像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人終于明白他們患有一種叫“抑郁癥”的疾患，如今，“雙相”成了新一代人的痛苦標簽。
諷刺的是，對于那些抗抑郁藥物明顯不起作用的案例，有人聲稱治療失敗是因為醫(yī)生開了錯誤的處方。那些病人實際上患的是雙相，而開處方的醫(yī)生忽略了他們情緒的微妙變化。那些曾在初級醫(yī)療機構被診斷患有抑郁癥的人中，有20%到35%如今被認為患的其實是雙相。正如精神科醫(yī)生戴維·海利指出的那樣，制藥行業(yè)沒有試圖造出更有效的抗抑郁藥，而是選擇推銷一個新品牌—它甚至都不是一種新藥物，而是一種名為“雙相”的疾患。
雙相的“殖民”需要依靠診斷類別的迅速發(fā)展與擴充。“雙相1型”通常等同于典型的躁郁癥，而“雙相2型”則顯著降低了診斷閾值：只要求曾經有過一次抑郁發(fā)作，以及在一段時期內活動量增加、自尊心膨脹、睡眠需求減少，即可被診斷。緊接著出現(xiàn)的是雙相2.5型、3型、3.5型、4型、5型和6型。不斷強調外在的情緒波動，而不是內在的心理過程，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會被雙相的圓規(guī)所劃出的界限困住。如今甚至出現(xiàn)了“軟雙相”（soft bipolar）的概念，指的是“患者對喪失有強烈反應”。這種診斷邊界的放寬使得醫(yī)藥市場繼續(xù)著龐大的擴張，以至于公然向消費者發(fā)出邀請，讓他們視自己為雙相患者。
雙相的一種亞類別—“雙相3型”—甚至被發(fā)明出來標記那些因服用抗抑郁藥而表現(xiàn)出雙相性的人。如果服用百優(yōu)解（Prozac）等抗抑郁藥導致了躁狂狀態(tài)的加劇，那么這意味著患者“真實的診斷”被揭露了，提示我們應該加用一種新的心境穩(wěn)定劑。而事實是，成千上萬的人在剛開始服用某種抗抑郁藥時都會經歷惱人的激越狀態(tài)，以及飛快的、擾人的思緒。然而，是將這些癥狀視為藥物自身的獨立效應，還是簡單地看作藥物揭示了患者的內在病癥，這兩種情況顯然是差異巨大的。
讓人吃驚的是，抗癲癇藥丙戊酸鹽在抗抑郁藥的即將到期時恰好獲得了治療躁狂的。正如抑郁癥被那些提供藥物治療的人積極地宣傳為一種精神障礙一樣，雙相和治療它的藥物也被一起打包出售。鋰鹽對有些人有效，對另一些人無效，但鋰離子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的元素，是不能獲得的。丙戊酸鹽一開始被認為是一種更靈敏、更可靠的藥物，只有它才能終穩(wěn)定雙相患者高低起落的情緒。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如奧氮平?（Olanzapine）也迅速加入了這一行列，奧氮平現(xiàn)已獲準用于雙相的治療。
許多人發(fā)現(xiàn)丙戊酸鹽是有用的，就像許多人認為他們的健康生活應該歸功于服用正確劑量的鋰鹽一樣。問題是，為精神健康繪制新地圖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各種雙相的診斷越多，舊的診斷類別如“躁郁癥”就越會失去意義，或至少，帶來困惑。這個曾經具體的診斷，被“做”成了一個更為模糊的障礙譜系，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又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一個在精神醫(yī)學尚未進入20世紀、等同于“雙相”的術語尚未成形時，就已然埋下的錯誤。
19世紀40年代，法國精神科醫(yī)生法瑞特和貝拉吉提出了兩個術語：“循環(huán)型瘋狂”（circular madness）和“雙重形式瘋狂”（double form madness）。之后的標準歷史通常是這么寫的：這兩個概念被克雷佩林整合為“躁狂—抑郁性精神失�！保╩anic-depressive insanity），再由西方精神醫(yī)學界概念化，形成了更合適的“雙相障礙”（bipolar disorder）。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法瑞特和貝拉吉的關鍵論點與克雷佩林的觀點完全相左，與之后精神醫(yī)學界的觀點也不相同。他們提出這些診斷類別是為了說明：僅憑情緒的高漲和低落，并不足以構成這種他們試圖描述的新的疾患實體。他們的細致工作，是為了將一種特殊類型的“瘋狂”與其他精神障礙中的躁狂和抑郁區(qū)分開來。
他們的觀點準確地反映了在臨床上遇到的情況：任何人都可能變得吵鬧、激越、坐立不安、過度活躍，甚至做出危險行為，無論他的診斷是什么。例如，如果一個偏執(zhí)狂患者覺得自己有一個重要的信息要傳達給全人類，但他在試圖傳播這個信息時被阻止了，他可能因此變得絕望。阻止或限制他向世界或全國傳達某種真相的行動，可能會讓他有一種劇烈的情緒，這種情緒常常與躁狂混淆。確實，試想你撥打電話給通信公司，但話筒中一直傳來“請不要掛機”的聲音，好不容易接通后又被工作人員誤解的感受吧。這種“狂怒”及其導致的言語上明顯的“不連貫”，正是“躁狂”這個術語的經典意義之一。
同樣，精神分裂癥患者也可以變得極度興奮，然后進入一種可怕的沮喪而絕望的狀態(tài)。他們可能變得喧鬧，滔滔不絕地講一個話題，然后突然拋開它，轉移到另一個話題。例如，他們可能會越發(fā)地忽視睡眠和進食，可能會以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他人。如今，這些精神現(xiàn)象經常出現(xiàn)在對雙相障礙的描述中，而早期的精神科醫(yī)生對它們所做的區(qū)分和鑒別卻被忽視或干脆遺忘了。
法瑞特和貝拉吉的前輩埃斯基羅爾認為，“躁狂”這個術語的含義是松散和隨意的，他盡己所能地使其脫離這樣的含義�！霸昕瘛痹�19世紀的發(fā)展中逐漸與情緒高漲、興奮和激越的意識混亂狀態(tài)區(qū)別開來。事實上，人們已觀察到，在精神病院逐步放棄使用軀體約束手段的同時，這個術語的使用頻率也在減少。實際上，病人的活動被限制的次數(shù)越少，他被描述為“躁狂”的次數(shù)也就越少，這說明這個術語常有一種反應性的意義：一個人之所以變得躁狂，正是因為他受到某種方式的阻礙或約束。
抑郁也是一樣。如法瑞特和貝拉吉所認為的，任何人都可能變得沮喪和情緒低落。事實上，導致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不正是一個人的“躁狂”活動被長時間限制嗎？不過，他們也描述了另一種新的臨床實體，與一般的抑郁不同。罹患憂郁癥（melancholia）的患者較少地堅持于某個主題或某種抱怨，且對某個特定對象（例如失去了所愛之人）的固著性（fixity）有所減少。憂郁癥這個術語指的不是自我沉溺的悲傷情緒，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精神�。╬sychosis）。罹患憂郁癥的人經常陷入自我責備與自我攻擊中，而且也經常會波及他們身邊的人。
這個時期的歐陸精神醫(yī)學界向我們展示的是，僅憑情緒的高漲與低落本身并不足以構成他們試圖界定的“躁狂—抑郁”的結構。問題不在于心境是高漲或是低落，而在于這些狀態(tài)的性質、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重要的—它們背后的思維過程。這個時期的歐陸精神醫(yī)學界也做過一些努力，試圖超越變幻莫測的情緒波動和淺表的行為，找到躁郁癥的深層主旨（motifs），并研究這些主題與憂郁癥及其他診斷類別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
可悲的是，這些臨床分類的成果都被克雷佩林破壞了。他認為躁狂和憂郁癥，無論是一起看還是單獨看，都是同一種“疾病”的一部分。法國的精神科醫(yī)生們曾仔細地理順了各種情緒高漲和低落的關系，如今，它們卻被歸在克雷佩林提出的過于寬泛的新診斷類別中。它至今仍以西方主流精神醫(yī)學界的標準文本的形式被傳播，稱為“雙相障礙”�？墒牵�如果我們希望將真正的躁郁癥與市面上充斥的各種形式的雙相診斷區(qū)別開來，我們就需要回到初的工作中，對躁郁癥與其他心理結構中的情緒抑郁和高漲進行明確區(qū)分。

如果說“二戰(zhàn)”之后的一段時期是“焦慮的年代”，那么我們則生活在“躁郁的時代”。躁郁癥，這個曾經僅適用于1%人口的診斷，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總體診斷數(shù)已經增加了4000%。的問題已不是“你有躁郁癥嗎？”，而是“你的躁郁癥如何了？”。

要如何解釋躁郁癥的爆發(fā)性增長？它究竟是來自合理的醫(yī)學診斷還是制藥業(yè)的營銷推廣？躁郁癥又與當今的消費主義有著怎樣的聯(lián)系？英國精神分析師達里安·利德對這些問題展開了自己的探索。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僅挑戰(zhàn)了過往醫(yī)學史對躁郁癥的定義和闡釋，而且對躁郁癥本身進行了重新的思考。他告訴我們，只有以新的方式看待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幫助躁郁癥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