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雷格·J.雷諾爾斯（Craig J. Reynolds）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著名的泰國史和東南亞史專家，他一生的職業(yè)和個人生活都和泰國緊密相連。雷諾爾斯深耕泰國歷史研究數(shù)十年，著述頗豐，對推動泰國史學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泰國學術界都親切地稱呼他為Achan Craig，意為克雷格老師。

雷諾爾斯1941年6月7日出生于美國芝加哥，1959年畢業(yè)于位于紐約羅切斯特的布萊頓中學（Brighton High School），1962年在馬薩諸塞州的艾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獲得英語文學學士學位。畢業(yè)后他并未急著就業(yè)，而是報名成為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的志愿者。1963年9月，雷諾爾斯被派往泰國南部半島地區(qū)西岸的甲米府，成為當?shù)刂袑W的一名英語老師。這是年輕的雷諾爾斯第一次與泰國結緣，或許當時他并未想到泰國研究會成為自己日后終生致力的事業(yè)。今天的甲米已經發(fā)展成為泰國著名的旅游勝地，擁有豪華的旅游度假村、國際機場和人聲鼎沸的夜市，但在20世紀60年代，甲米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條件十分艱苦，就連當時的泰國教X部官員也認為那里屬于泰國的欠發(fā)達地區(qū)。但是遠離繁華的首都曼谷，反倒使雷諾爾斯對泰國底層社會有了真切的體驗和認識。

1965年9月，雷諾爾斯結束了為期兩年的志愿者服務回到美國，進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由于在泰國的志愿經歷，他選擇了康奈爾大學的東南亞項目（Southeast Asia Program，簡稱SEAP）。東南亞作為一個區(qū)域概念始于二戰(zhàn)之后，在冷戰(zhàn)背景下，東南亞成為意識形態(tài)爭奪的主要戰(zhàn)場之一，該地區(qū)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美國迫切需要通曉當?shù)卣Z言和國情的專家學者。美國政府分別在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地建立了專門的東南亞研究項目，其中尤以建立于1950年的康奈爾大學東南亞項目的成效最為顯著。在洛林斯頓·夏普（Lauriston Sharp）和喬治·卡欣（George Kahin）等人的領導下，康奈爾大學逐漸成為美國東南亞區(qū)域研究的重鎮(zhèn)。他們十分重視語言能力，一方面提供覆蓋整個東南亞的主要語言的教學，一方面配合語言教學打造了美國最豐富的東南亞語種書籍資料庫，即今天的約翰·愛科爾斯藏書（John M. Echols Collection），其中僅泰語藏書就超過7萬本。由于是學習文學出身，雷諾爾斯最初想選擇語言學，但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后，最終選擇了歷史學。在這里，他師從著名的東南亞研究專家奧利弗·沃爾特斯（Oliver W. Wolters）、大衛(wèi)·懷亞特（David K. Wyatt）、斯坦利·奧康納（Stanley J. OConnor）等人，此外他還結識了一批熱情的同學：禪威·格塞希利（Charnvit Kasetsiri）、阿金·叻丕帕（Akin Rabibhadana）、塔·查冷迭拉那（Thak Chaloemtiarana）、倫納德·安達亞（Leonard Andaya）、芭芭拉·沃森·安達亞（Barbara Watson Andaya）、雷納爾多·伊萊托（Reynaldo Ileto）、諾爾·巴蒂（Noel Battye）等。他們中很多人都是來自東南亞本土的年輕學者，特別是有不少來自泰國的學者。在和他們的接觸中，雷諾爾斯逐漸培養(yǎng)起對泰國歷史的學術興趣，而當時在康奈爾的年輕的政治學講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對雷諾爾斯的學術興趣的轉變也起了推動作用。雷諾爾斯后來寫作《泰國的激進話語：泰國薩迪納制的真面目》時，安德森以其過人的語言和概念理解上的天賦，提出了許多翻譯和編輯問題上的建議，他一直對此心存感激。在安德森去世之后，雷諾爾斯動情地說道：我從未選過他的課，但他是我的老師，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我很幸運，曾和他短暫相遇共事過。

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后，雷諾爾斯在1972年前往澳大利亞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任教，在那里工作了20年，并培養(yǎng)出包括孔莉莎（Hong Lysa）、緹達·沙拉雅（Dhida Saraya）和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在內的一批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他們在泰國史和東南亞史研究領域均頗有建樹，其中尤以通猜的學術影響力最大，他在東南亞史學界影響深遠的著作《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正是在雷諾爾斯指導下寫作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1991年，雷諾爾斯又舉家搬到堪培拉，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太平洋和亞洲研究學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一直到他2007年榮休。

雷諾爾斯的歷史研究討論的問題駁雜，涉獵廣泛，且始終對各種新思潮、新方法和新視角保持著開放的態(tài)度。在康奈爾就讀期間，他就在沃爾特斯的影響下養(yǎng)成了跨學科研究和對復雜概念的興趣。由于學習文學出身，雷諾爾斯在文章中非常注意話語分析，重視語言和修辭的力量，強調概念的精準。在悉尼大學任教期間，因為工作需要，雷諾爾斯還教授一些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和符號學等人文和社科理論的課程，他也將這些學科知識和觀念引入自己的歷史研究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歷史學內部的研究范式開始轉變，不斷遭到后現(xiàn)代文化理論家的沖擊，他們對歷史研究的中立客觀和歷史敘事的連貫性和解釋力都進行了批判。雷諾爾斯是較早接受后現(xiàn)代思潮的歷史學家之一，熟悉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方法和術語，因而也受到了一些攻擊。但是他并不以為意，認為這種轉變是大勢所趨，但在實踐中他又相當克制，這一點集中反映在他的文章《泰國歷史的情節(jié)：方法與實踐》（The Plot of Thai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中，在文中他利用后現(xiàn)代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情節(jié)化（emplotment）分析框架，對泰國1932年革命和通猜提出的地緣機體（the geobody of Siam）進行分析，批判了�；逝珊兔褡逯髁x史學對泰國歷史的情節(jié)化的影響。這篇文章被譯成泰文后，在泰國史學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泰國史學方法和觀念的創(chuàng)新。

雷諾爾斯非常重視泰國本土學者和本地語言對歷史寫作的意義，強調泰語語境和本地視角，這多少有一些人類學家的文化主位觀察視角的意味。事實上，他的歷史寫作也的確注意借鑒和吸收人類學家的民族志寫作經驗。同時，不同于許多西方學者，雷諾爾斯精通泰語，不僅是滿足閱讀文獻和日常交流的程度，他還經常直接使用泰語而不是母語英語來進行演講。從1977年開始，雷諾爾斯多次受邀到泰國各大學用泰語進行講座，為了能夠準確地表達所有的觀點，雷諾爾斯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做作業(yè)。在這個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這不僅僅是語言轉換的問題，還包括思想和思考的出發(fā)點的差異。得益于良好的泰語功底和對泰國的熟稔，雷諾爾斯敏銳地觀察到泰國學界在不同時期的范式和趨向的變化，以及泰國社會的時代轉型，同時他又見微知著，從一些詞語的微妙區(qū)別中，發(fā)現(xiàn)其背后的重要意義，從而進行鞭辟入里的分析。

雷諾爾斯的學術生涯是從泰國的宗教史研究開始的。他的第一篇作品是他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十九世紀泰國的佛教僧伽》（The Buddhist Monk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Thailand），從制度化和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19世紀泰國的僧伽宗教改革，對法宗派（Thammayutika）和大宗派（Mahanikaya）的分裂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后來在1976年發(fā)表的《泰國歷史中的佛教宇宙觀，特別參照十九世紀文化變革》（Buddhist Cosmography in Thai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Change）一文中，雷諾爾斯明確提出暹羅的佛教改革首先是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精英階層在思想層面上對傳統(tǒng)佛教三界宇宙論的變革。隨后，他又編譯和評論了僧王瓦棲拉延瓦羅洛（Wachirayan Warorot）的自傳，進一步指明在五世王朱拉隆功時期的國家政治改革與僧伽改革的密切關系。雷諾爾斯還陸續(xù)發(fā)表了關于佛教經濟變革、佛教與政治、佛教與傳統(tǒng)文化和女性權利等方面的文章，但同時他對泰國的關注點開始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轉移。他對泰國的現(xiàn)代思想史，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左翼思潮和激進知識分子的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

1983年，雷諾爾斯和孔莉莎合作完成了《泰國歷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in Thai Historical Studies）一文，追溯了二戰(zhàn)結束后三十多年來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左翼思想在泰國的發(fā)展歷程，挑戰(zhàn)軍人獨裁統(tǒng)治和保守主義的激進知識分子的譜系，以及對泰國社會形態(tài)的爭論。這篇文章是一部開創(chuàng)性的作品，它把這場意識形態(tài)之爭還原到現(xiàn)代泰國的社會語境中，將左翼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和歷史研究與激進的政治運動直接聯(lián)系起來，而這場政治運動在1973年10月14日之后達到高潮。在這些激進知識分子及其言論中，集·普米薩（Jit Phumisak）及其1957年首版的著作《當今泰國薩迪納制的真面目》（后文簡稱《真面目》）顯得格外光彩照人。這篇文章也成為雷諾爾斯后來的專著《泰國的激進話語：泰國薩迪納制的真面目》（即本書，后文簡稱《激進話語》）的分析框架，他將集·普米薩和《真面目》從群像中摘選出來，置于舞臺中央。事實上，雷諾爾斯對集的興趣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雷諾爾斯一貫表現(xiàn)出對特立獨行的思考者和知識分子的同情，他最早發(fā)表的文章并不是宗教史研究，而是關于19世紀末一個叫K. S. R.古臘（K. S. R. Kulap）d的平民出身的學者，他憑借自身努力和才華，進入此前由貴族壟斷的知識領域（主要是歷史領域），因而受到王權和貴族的壓制、貶低甚至污蔑。而集·普米薩和古臘是同一個序列中的人物，同樣是出身低微，但卻才華橫溢，挑戰(zhàn)當局的知識權威，因而被當權者視為洪水猛獸，并被以煽動叛亂、藐視君主或共產主義的罪名逮捕和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