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西方分析哲學史上,1879年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份,因為正是在這一年,弗雷格出版了他的《概念文字》,提出了哲學的根本任務在于形成概念方法的改進這個重要思想,由此被看做是現(xiàn)代分析哲學的開端。在隨后幾年中,弗雷格發(fā)表和出版的重要文章和著作,如今被看做是全面奠定了現(xiàn)代分析哲學的基礎:1884年出版《算術基礎》;1891年發(fā)表《函數(shù)和概念》;1892年發(fā)表《論概念和對象》《論意義和意謂》;1893年出版《算術的基本法則》第1卷;1903年出版《算術的基本法則》第2卷。

1898年年末,摩爾和羅素舉起了反叛康德和黑格爾哲學的大旗。1905年,羅素發(fā)表《論指示》,提出了摹狀詞理論這一“哲學分析的典范”。所有這些事件都被后來的哲學家看做是徹底改變了西方哲學的發(fā)展方向,由此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分析哲學運動。

經(jīng)過一個多世紀的思想洗禮,分析哲學已經(jīng)從僅僅為少數(shù)哲學家持有的思想觀念,逐漸演變成為整個英美哲學界普遍接受和認可的思維方式,而且它的作用和影響早已超出了哲學研究的范圍,廣泛而深刻地滲入到眾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無論是誰,只要他相信哲學事業(yè)是人類理智的一種活動,就不得不承認對人類語言和思想進行分析的必要性。我們可以不承認分析哲學家的某些具體論斷或分析方式,但我們不能不承認語言表達的清晰性和思想的可理解性,應當是哲學能夠為我們帶來重要觀念的首要前提。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分析哲學家正是在從事著這樣的工作。

當然,某些分析哲學家并不是把這種工作僅僅看做進入哲學大廈的入門條件,而是把它看做是哲學研究的全部,或至少是主要的內(nèi)容。或許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比較偏激的觀點,使得分析哲學到了20世紀后半葉被一些哲學家看做“走到了盡頭”,他們更傾向于認為,一種新的關于思想或?qū)嵺`行動的哲學將會取代分析哲學,在新世紀的西方哲學中占據(jù)主導地位。在當代英美哲學中,圍繞“分析哲學是否衰落”這個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理解分析哲學性質(zhì)的問題。其實,正如我們很難給“現(xiàn)象學”或“解釋學”一個公認的可接受的定義一樣,要對“分析哲學”給出一個清晰、準確的統(tǒng)一定義,同樣是非常困難的。但正如這個名稱所顯示的那樣,“分析哲學”的根本特征,一定是強調(diào)或突出了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其他的方法)在哲學研究中的首要地位,無論我們對“分析”或“分析方法”這個概念如何理解。在這種意義上,當我們說“分析哲學已經(jīng)衰落”或“分析哲學沒有衰落”時,關鍵就是要看分析的方法在如今的英美哲學中是否仍然是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

事實上,除了分析的方法之外,分析哲學給當代哲學帶來的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的革命。正如石里克在1930年發(fā)表的那篇宣言性的文章中清楚地指出的,“這個偉大的轉(zhuǎn)變并不是依靠方法本身,而是依靠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即看清邏輯自身的本質(zhì)。這件事雖然是靠這種新方法才成為可能的,是這種新方法所引起的,卻發(fā)生在更深得多的層次上”。所謂“看清邏輯自身的本質(zhì)”,就是明確地認識到,(1)任何認識都是一種表達,一種陳述;(2)這種陳述表達著其中所認識到的實際狀況,而這是可以用任何方式、通過任何語言或記號系統(tǒng)實現(xiàn)的;(3)表達了相同知識的陳述必定具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這就是這些陳述的邏輯形式�！八�以,一切知識只是憑借其形式而成為知識;知識通過它的形式來陳述所知的實況,但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出來的。”這些認識就是分析哲學對當代哲學的重要貢獻。

正是基于對邏輯自身性質(zhì)的這種認識,當代分析哲學在邏輯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現(xiàn)代分析哲學的形成和發(fā)展與邏輯學本身的現(xiàn)代發(fā)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沒有現(xiàn)代邏輯的出現(xiàn),就沒有現(xiàn)代分析哲學的產(chǎn)生;與此同時,分析哲學的發(fā)展也直接推動了現(xiàn)代邏輯,為現(xiàn)代邏輯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fā)展空間,許多新的邏輯分支隨著哲學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涌現(xiàn),并最終以“哲學邏輯”的名義獲得了在哲學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對包含有“必然”“可能”等概念的命題的研究,最終促成了以劉易斯為代表的“模態(tài)邏輯”的誕生;通過對行為類型的研究,馮·賴特在1951年建立了“道義邏輯”(也稱為“義務邏輯”);對信念及其不同形式的研究,導致了欣提卡的“認知邏輯”(也稱為“認識邏輯”)的產(chǎn)生;通過對“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等概念的研究,普賴爾等人建立了“時態(tài)邏輯”。正是在分析哲學的推動下,當代邏輯研究已經(jīng)離開了它的傳統(tǒng)任務,研究的角度也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如今的邏輯學家

已經(jīng)不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樣去建立某種理論體系或去闡明邏輯的內(nèi)容,而是去研究各種理論本身。而且,他們不限于研究邏輯的理論,同時也研究數(shù)學和科學的理論,因而他們不想去把謂詞演算、量詞邏輯和真值函項聯(lián)結詞公理化,而是想證明不存在謂詞演算的算法,或是指出,建立在謂詞演算之上的一種特殊理論是前后一致的定理,即不包含自相矛盾的定理。這樣,邏輯學就從一種特殊的理論變成了有關各種理論的一般理論�，F(xiàn)代邏輯的這種變化,恰好體現(xiàn)了分析哲學所強調(diào)的方法的重要性和“零打碎敲地”(piecemeal)解決問題的基本精神。

分析哲學為當代哲學帶來思維方式的變化,還特別明顯地體現(xiàn)在,它由此導致了一些新興哲學研究分支的誕生。在西方傳統(tǒng)哲學中,我們看到的哲學研究領域主要是本體論(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以及倫理學等相互交叉的不同組成部分,但哲學家們在這些部分中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很難完全獨立進行的,就是說,他們對任何一個部分的研究都可能(或必然會被看做)涉及其他某個部分或所有部分。然而,經(jīng)過分析哲學的洗禮,當代英美哲學涌現(xiàn)出了許多在以往并沒有被完全獨立出來的新興學科,并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這些不同研究領域獨立并存的局面,如語言哲學、心靈哲學、邏輯哲學、數(shù)學哲學、科學哲學、人工智能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法哲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社會科學哲學以及自然科學哲學等等。

當然,哲學家們在這些不同分支領域中的研究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tǒng)的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問題;相反,隨著他們對自身領域中問題研究的深入,他們的思考必然要回到傳統(tǒng)問題,或者說,他們的思考必然會觸及傳統(tǒng)哲學中提出的許多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是由哲學需要研究思維的根本(普遍)形式這一哲學本性使然。事實上,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問題的研究一直是分析哲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問題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現(xiàn)在分析哲學之中的。例如,傳統(tǒng)的先驗問題被重新表達為“語言在什么條件下是可能的”這樣一個成真條件問題,但這仍然被看做是康德問題的繼續(xù)。對語言表達限度的研究,也就是對思想限度的研究(維特根斯坦哲學)。對邏輯形式的研究,也必然關系到構成具體事物產(chǎn)生條件的那些具有必然性的條件(克里普克哲學),而這種“必然性”理解為“如果沒有它們,我們就既不能有語言也不能有經(jīng)驗”。

值得注意的是,當今的英美分析哲學中出現(xiàn)了明顯回歸傳統(tǒng)的傾向。一方面,分析哲學家們加強了對形而上學問題的研究,促使了試圖重新尋找哲學基礎或第一哲學的熱情得到高漲。這方面的工作首先應當歸功于蒯因和斯特勞森在20世紀50年代的工作,蒯因的《論何物存在》(1948)和斯特勞森的《個體:論描述的形而上學》(1959)開啟了分析哲學家重新討論形而上學問題的先河。另一方面,哲學家們對形而上學的研究并不是簡單地回到傳統(tǒng)哲學的討論中,而是從分析哲學的視角,用分析哲學的方法,去討論形而上學的基礎問題。這方面的重要代表就是達米特的《形而上學的邏輯基礎》(1991)。甚至有哲學家明確宣稱,從性質(zhì)上說,形而上學本身就應當是分析的。由于被傳統(tǒng)哲學看做屬于形而上學的問題都可以在當代哲學的不同具體領域中研究,因而,對形而上學的研究就只能是分析的了。“按照當代分析哲學家們的觀點,形而上學的適當任務應該是這樣的:研究作為存在物的存在物或存在物本身,或者說存在物就其本身而言(或者說在其存在范圍內(nèi))所具有的那些屬性�！边@樣,對形而上學的研究也就主要是在邏輯分析的范圍內(nèi)進行了。

或許,也正是由于對形而上學的這種關注,更恰當?shù)卣f,是對思想普遍性的特別關注,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在20世紀的后半葉開始了艱難的但令人愉快的相互交流。這也是當代英美哲學中更值得關注的一個最新動向。說這種交流是“艱難的”,是因為自分析哲學誕生之日起,分析的清晰性和語言表達的嚴格性就是與歐洲大陸哲學傳統(tǒng)中的晦澀表達和直覺理解格格不入的。雖然孔德是一位法國哲學家,馬赫出生于奧地利,弗雷格也是一位德國哲學家,邏輯經(jīng)驗主義發(fā)源于奧地利,但他們所倡導的實證主義哲學卻更多的是與科學和邏輯的發(fā)展密切相關,而與歐洲大陸的人文傳統(tǒng)(特別是古典學傳統(tǒng))少有關聯(lián)。哲學與邏輯、科學的聯(lián)姻,導致了分析哲學的誕生;而哲學與文學、心理學的結合,帶來的就是歐洲大陸的現(xiàn)象學、存在哲學、解釋學的傳統(tǒng)。然而,情況到了20世紀70年代之后有了一些變化。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的工作。在歐洲大陸方面,德國哲學家阿佩爾從先驗解釋學的角度構造了語言哲學的大陸框架,把本體論的解釋學和先驗治療型的語言批判理論結合起來,試圖為語言哲學的先驗性提供一條可被普遍認可的或未被主題化的道路。他在其代表著作、兩卷本的《哲學的改造》中,全面闡述了他的先驗解釋學和先驗符號學思想,力圖把哲學話語從“方法論的唯我論”中解放出來,使德國哲學中的批判主義傳統(tǒng)與英美哲學中的分析哲學、實用主義等產(chǎn)生互動。與此同時,德國的哈貝馬斯和法國的利科也在做著一些類似的工作,即試圖從語言或話語分析的角度理解人類理性交往的可能性,由此產(chǎn)生的豐厚成果如今被看做對歐洲大陸哲學與英美分析哲學的交流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在英美哲學方面,最早對分析哲學舉起批判大旗的是美國哲學家羅蒂。他在《語言的轉(zhuǎn)向》的長篇導言中就對語言哲學的宏偉目標提出了質(zhì)疑;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中,他更為明確地把語言分析哲學看做是對近代傳統(tǒng)認識論的繼續(xù),認為它仍然沒有脫離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鏡式思維”的模式。他寫道:“按照我的理解,發(fā)端于羅素和弗雷格的那種哲學,和經(jīng)典的胡塞爾現(xiàn)象學一樣,只是使哲學占據(jù)康德曾希望它去占據(jù)的那個位置的另一次企圖,這就是根據(jù)它對文化中其它領域的‘基礎’的專門知識來評判這些領域�！庇纱�,羅蒂試圖以一種“人類談話中的哲學”或“教化的哲學”取代一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哲學。在這種意義上,羅蒂是以一種否定的方式摧毀了現(xiàn)代歐洲大陸哲學和英美分析哲學共同的基礎。反過來說,這恰好為比較和溝通這兩種哲學傳統(tǒng)提供了可能。

其實,無論是現(xiàn)代哲學還是西方哲學的整個發(fā)展,從歷史的根源上說,都是出自古希臘的傳統(tǒng)。但隨著人類認識和思維能力的進步,生長在古希臘思想之根的哲學大樹早已枝繁葉茂。特別是經(jīng)過20世紀的哲學革命,無論是發(fā)生在英美哲學中的“語言的轉(zhuǎn)向”,還是發(fā)生在歐洲大陸哲學中的現(xiàn)象學運動,如今沒有任何一種哲學可以獨領風騷。哲學體系時代的結束,就標志著哲學多元化時代的來臨;“分析的時代”這個標簽,就意味著哲學家們更加關注對具體問題的探索,而不是企望建立某種一勞永逸的或普遍有效的哲學圖景。應當說,這正符合了哲學思維的本性,即哲學永遠是開放的,無論是對哲學家,還是對我們每個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