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本新的拿破侖傳記問世，作者似乎都有必要自圓其說。我的理由只能是，多年以來，我一直試圖根據(jù)英國檔案館以及歐洲各國歷史學家最近發(fā)表的許多有價值素材，修訂對拿破侖生涯的傳統(tǒng)論述。如果我要解釋自己處理這些資料的方式，就需要煞費苦心地寫出一篇詳盡的前言來；但因為篇幅所限，我只能簡單地提及最為重要的方面。

首先談一談已經(jīng)發(fā)表的材料，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以下諸位先生的作品：法國的奧拉爾、許凱、烏賽、索雷爾和旺達爾，德國和奧地利的貝爾、德爾布呂克、富尼耶、萊曼、翁肯和韋特海默，以及意大利的倫布羅索男爵。我還從如下組織與個人的學術(shù)專著或文集中獲益頗豐：法國的現(xiàn)代歷史學會、陸軍總參謀部、布維耶先生、科德里耶先生、J. G. 萊維上尉、馬德蘭先生、薩尼亞克先生、西烏先生、齊維先生等，德國的拜洛、德梅里齊、漢辛、克林科夫斯特羅姆、盧克瓦爾特、烏爾曼等諸位先生。最近出版的同時代法國回憶錄不乏價值，但此類文獻需謹慎引用。萊昂·勒塞特先生和萊昂斯·德布羅托納先生新近發(fā)表的拿破侖信件也為這位巨人生平的研究開啟了新視野。萬事俱備，我們也許可以放心地修正對他一生許多片段的評判了。

但是，如果我不能對拿破侖的文獻有新貢獻，就不應該投身于這樣一項偉大的事業(yè)中。此前，我曾為劍橋歷史叢書中的一本著作而對這一時期進行了研究，確定了17951815年英國檔案記錄的巨大價值。除了海軍檔案錄學會、奧斯卡·布朗寧和赫里福德·喬治先生以及多倫多的鮑曼先生取得的豐碩成果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以這一時期官方檔案為基礎(chǔ)的英語著作，這對于我們的歷史研究來說無疑是種恥辱。這些官方檔案非常有趣，也極具價值。當年，我們的外交官擅長在許多外國首都獲取國家機密，即便這些國家正在與我們交戰(zhàn)；此外，在英國陸軍部與海軍部的檔案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發(fā)現(xiàn)。萊維先生在其《拿破侖秘傳》（1893年）序言中說道：拿破侖帝國戰(zhàn)爭的歷史紀實尚無人編撰。若想準確地書寫這段歷史，全面了解外國檔案比法國檔案更為重要。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檔案多數(shù)已經(jīng)做了研究；我想，我也許可以夸口，自己已經(jīng)搜集了英國外交部檔案中關(guān)于戰(zhàn)爭時期的所有重要資料，以及圣赫勒拿島時期的部分資料。我竭盡全力，希望在相對有限的篇幅之下，以敘事的方式體現(xiàn)這些研究成果，在我看來，講述歷史始終應該以敘事為主。

總體來講，英國的政策效果越好，人們對其了解就越全面。英國常常顯得虛弱和猶豫，但最終會變得堅定并贏得尊嚴；內(nèi)閣大臣們以對法國人民寬宏大量的舉動結(jié)束了這場漫長的戰(zhàn)爭，而那些要求我們?yōu)槭ズ绽漳玫难车勒吡鳒I的人卻故意視而不見。但是，即便最終取得了輝煌勝利，我們也不能忽視英國在18011803年、18061807年以及1809年表現(xiàn)出來的軟弱，那使這個國家成為歐洲的笑柄。確實，1803年英國與拿破侖重啟戰(zhàn)端，究竟是出于后者內(nèi)心的強大，還是對阿丁頓內(nèi)閣的輕蔑，是值得懷疑的。再回想我們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zhàn)爭中犯下的大錯，面對一位決心發(fā)動致命一擊的超人，大英帝國能在這場生死較量中幸存下來似乎是一個奇跡。我要特別提請讀者注意，拿破侖在印度、埃及、南非和澳大利亞建立法國殖民帝國的計劃規(guī)模多么宏大，決心又有多堅定。毫無疑問，18031813年發(fā)生的歷史事件，不僅決定了歐洲和拿破侖的命運，也決定了世界殖民化的總體趨勢。

由于必須對拿破侖生平故事的某些部分加以壓縮，我選擇對18091811年（可以稱作他生涯中的巔峰時期）僅做簡略介紹，以便用更多篇幅講述隨后的決定性事件。但即便是對于風平浪靜的這幾年，我也將展示他的大陸封鎖體系如何激發(fā)那些導致其垮臺的經(jīng)濟力量，在1812年的潰退之后，正是這些力量使拿破侖和法國成為全世界的公敵。

我并沒有忽視這位巨人個人生活中的細節(jié)，但主要詳述的是他的職業(yè)生涯。在拿破侖的私人生活中，除了談話中流露的才氣之外，并沒有太多始終令人感興趣的特征，這也許是因為他早就厭倦了約瑟芬的淺薄，以及兄弟姐妹們那科西嘉人特有的生硬個性。不過，根源也在他本人的性情之中。拿破侖曾對加盧瓦先生說：我不太喜歡女人，也不喜歡賭博我什么都不喜歡，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人物。我將他當作一位軍人和政治家，至于他吃飯時狼吞虎咽、在音樂會上睡覺以及完全稱不上浪漫的風流事，我就不對讀者詳述了。我的重點是講述他最感興趣的東西簡言之，我描繪的是他最好的一面。

現(xiàn)在這部作品雖有種種不足之處，但若無各方人士的慷慨相助，我也無法完成。我要衷心感謝劍橋大學現(xiàn)代史欽定教授阿克頓勛爵給予的最為重要的建議；感謝公共檔案館的休伯特·霍爾先生對我的研究提供的指導；感謝羅馬的倫布羅索男爵，身為《拿破侖時代的書目索引》主編，他提供了有關(guān)意大利和其他事務(wù)的線索；感謝波恩大學編外講師、《奧地利與解放戰(zhàn)爭的開端》作者盧克瓦爾德博士對有關(guān)德國事務(wù)的章節(jié)做出了極富學術(shù)性的修訂；感謝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研究員、文學碩士坎利夫先生對1800、1805和1806年戰(zhàn)役提出的寶貴建議；感謝《皮舍格呂》一書的作者、格勒諾布爾的科德里耶教授提供的有關(guān)保王派圖謀的信息；感謝文學碩士J. E. 莫里斯先生、文學學士E. L. S. 霍斯伯勒先生提供的關(guān)于滑鐵盧的詳盡來往函件，已故牛津大學教授韋斯特伍德的子侄們慷慨地允許我復印新發(fā)現(xiàn)的拿破侖信件，并在第1卷中呈現(xiàn)；此外，蒙洛小姐不棄，請我處理她父親關(guān)于18131815年及圣赫勒拿島時期的文稿。在此，我希望向所有提供盛情幫助的人士表達謝意，他們不僅使我免于墜入這類主題中存在的千百個陷阱，更為本書增添了價值。我不敢想象自己能完全避免這些錯誤，但可以真誠地引用已故倫敦主教的一句話：我已盡一切努力撰寫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