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在北京大學求學的年輕詩人李瑛，讀到了從未謀面的鄭敏的詩，欣喜地寫下了一篇詩評，說：“從詩里面我們可以知道鄭敏是一個年輕人，而且在她自己的智慧的世界中，到處都充滿了赤裸的童真與高貴的熱情，在現(xiàn)階段的詩文學中是難得的�！�
　　1949年5月，遠在溫州的年輕詩人唐浞，為已在美國留學的鄭敏也寫下了一篇詩評，稱鄭敏“仿佛是朵開放在暴風雨前歷史性的寧靜里的時間之花，時時在微笑里傾聽那在她心頭流過的思想的音樂，時時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畫面，一個雕像，或一個意象，讓思想之流里涌現(xiàn)出一個個圖案，一種默思的象征，一種觀念的辯證法，豐富、跳蕩，卻又顯現(xiàn)了一種玄秘的凝靜”。
　　對于鄭敏研究來說，這是兩篇極為珍貴的文獻。兩位作者，李瑛和唐浞均是有幾十年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的詩歌大家，然而寫作這兩篇詩評的時候，都還只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一北一南，把目光不約而同地聚焦在鄭敏身上，沒有別的，只是為了詩。如今，六十多年過去，唐浞已經(jīng)仙逝，李瑛與鄭敏俱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把這兩篇評論與鄭敏早期的《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聯(lián)系起來讀，我們依然能感覺到那個時代年輕人的那顆跳蕩的詩心。的確，詩與青春有相通的含義，青春常在，詩心不老。
　　作為有一顆不老詩心的人，鄭敏從1939年寫出第一首詩《晚會》，直到21世紀的今天，筆耕不輟，使得她成為“九葉”詩人中創(chuàng)作生命最長，也是到目前為止女性詩人中創(chuàng)作生命最長的詩人。她稱得上是中國詩壇的一株世紀之樹。
　　鄭敏在美國曾聽過詩人羅伯特·布萊的一次講演。這位詩人讓每位聽眾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進入自己的內(nèi)心深處，尋找那曾經(jīng)是自己童年的象征的小女孩或小男孩。他深信這個童年如今雖然已深埋在無意識中，但仍對今后的道路有著深刻的影響。鄭敏說：“我突然看見一個小女孩，她非常寧靜、安謐，好像有一層保護膜罩在她的身上，任何風雨也不能傷害她，她就是我的愛麗絲�！睈埯惤z本是查爾斯·道奇森筆下一個做夢的小女孩。她純真可愛，充滿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夢中開始了一場漫長而驚險的旅行。貝多芬也曾譜寫過《致愛麗絲》的經(jīng)典鋼琴小品。對于鄭敏而言，詩歌就是她內(nèi)心深處、深埋在無意識中的愛麗絲，這是她畢生的鐘愛，也是支撐她在風霜雨雪的險峻環(huán)境下生存下來的生命之根。
　　心中的愛麗絲在冥冥之中指引著鄭敏的詩歌之路。1939年鄭敏考入西南聯(lián)大，原想攻讀英國文學，在注冊時忽然深感自己對哲學幾無所知，恐怕攻讀文學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當時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大師云集，便想何不先修哲學，再回過頭來攻文學，以便對文學能有深刻的領悟。于是便注冊為哲學系的學生。應當說這一注冊，不僅決定了詩人后來的生活道路，也決定了她詩歌的獨特風貌。
　　哲學系學生要選修一門外語，鄭敏就選了德語，詩人馮至成了他的外語老師。馮至對她的影響不只是德語，更重要的是，在馮至的影響下，她開始寫起了詩。1942年，當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詩呈送給馮至先生的時候，馮至說了一句話：“這是一條很寂寞的路�！边@句話讓鄭敏對未來的命運有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從此她以寂寞的心境迎來詩壇的花開與花落，度過了生命中漫長的有詩與無詩的日子。
　　1949年到1979年是鄭敏詩歌創(chuàng)作空白的30年，是她的愛麗絲沉睡的30年。又經(jīng)過了5年的徘徊與尋覓，沉睡的愛麗絲才真正地蘇醒過來。1984年到1986年，鄭敏迎來了其詩歌創(chuàng)作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她說：“首先我解放了自己的詩，在無拘無束中我寫了不少自由自在的詩�！雹谀軌蛟谛聲r期有這樣的突破，一方面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激發(fā)了她的創(chuàng)作激情；另一方面則基于鄭敏對于美國當代詩歌的關注與研究。鄭敏認為，“二戰(zhàn)”后的美國詩歌之所以超越了20世紀40年代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它的創(chuàng)新和高明之處在于兩點：一是所謂開放的形式，二是對“無意識”與創(chuàng)作關系的認識。這種對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深刻理解，有助于鄭敏挖掘出長期被掩埋的創(chuàng)作資源和生命體驗。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世紀之交，鄭敏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先后出版了詩集《尋覓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鄭敏詩集（1979—1999）》，且每年都會在《人民文學》或《詩刊》上推出新作。歲月的淘洗讓她的詩歌煥發(fā)出澄澈、明凈的動人光彩，深深地打動著讀者的心靈。
　　應當說，從踏上詩壇的那天起，鄭敏就顯示了她與同時代詩人的不同。以同屬于九葉詩派的女詩人陳敬容為例，陳敬容的詩是憂郁的少女的歌吟，鄭敏則是靜夜的祈禱者。以同是西南聯(lián)大詩人的穆旦、杜運燮為例，鄭敏的詩中沒有入緬作戰(zhàn)的《草鞋兵》的堅韌，也沒有“滇緬公路”上的硝煙與灰塵，更沒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飄蕩的“森林之魅”。但是鄭敏有自己的東西，那就是哲學的沉思與人文的氣質(zhì)。鄭敏曾這樣談及馮至對自己的影響：“那時我的智力還有些混沌未開，只隱隱覺得馮至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氣質(zhì)，卻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這種不平凡的超越氣質(zhì)對我的潛移默化卻是不可估量的，幾乎是我的《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的基調(diào)，當時我們精神營養(yǎng)主要來自幾個渠道，文學上以馮先生所譯的里爾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詩與浮士德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的閱讀了20世紀初的英國意識流小說，哲學方面受益最多的是馮友蘭先生、湯用彤、鄭昕諸師。這些都使我追隨馮至先生以哲學作為詩歌的底蘊，而以人文的感情為詩歌的經(jīng)緯。這是我與其他九葉詩人很大不同的起點�！币哉軐W作為詩歌的底蘊，以人文的感情為詩歌的經(jīng)緯，這是鄭敏得自馮至的真?zhèn)�，亦是理解鄭敏詩歌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