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駭人聽聞的故事發(fā)生在英格蘭的利物浦。2月12日，兩個十歲男孩沒去上學，而是在商場里偷了糖果和飲料，然后又到音像店里閑逛，偷走了幾幅名人海報。在這個秋季學期，羅伯特·湯普森逃學49天，喬恩·維納布爾斯逃學40天。對于兩個男孩來說，2月12日這一天如同往常一樣，可是他們想出的一個殘忍計劃改變了一切。他們從一位母親那里誘騙走了一個兩歲的孩子詹姆斯·巴爾杰，把他拖在地上走了15英里，用腳踢，用磚砸，最后用22磅重的鐵棍打碎了他的頭蓋骨。兩天后，警方找到了巴爾杰半裸的尸體。羅伯特和喬恩把擊打過的尸體綁在鐵軌上，路過的火車將其碾壓為兩截。經(jīng)證實，受害者身上共有42處傷痕，面部留有犯罪嫌疑人的一個鞋印。
　　在英國，十歲的兒童已經(jīng)可以面臨刑事指控。但是根據(jù)英國的法律，在結(jié)案之前，不允許媒體報道涉案兒童的家庭背景和姓名。在喬恩和羅伯特11歲的時候，他們的案件開庭了。庭審在普雷斯頓進行，有一個12名成員組成的陪審團。
　　可以設(shè)想一下，一家英國電視臺，遵守英國的法律，用兒童甲和兒童乙來報道案件的進程，而一家美國報紙卻透露了被告的姓名及其詳細的人生經(jīng)歷。隨著案件的進一步審理，最令人不解的問題是作案的動機。是什么驅(qū)使十歲的男孩犯下如此惡劣的罪行？其他孩子的家長能否在他們自己孩子身上發(fā)現(xiàn)類似的苗頭？事實證明，兩個涉案男孩均來自殘缺的家庭，生活貧困，有偷盜和暴躁的傾向。喬恩容易聽從別人引導，他的一位鄰居提供證言說，任何人叫他去朝別人扔石頭，他都會照做。羅伯特六歲的時候，父親和另外一個女人跑了，留下29歲的母親獨自撫養(yǎng)七個兒子。
　　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有各自的決策依據(jù)。英國媒體覺得應接受法律的約束，而美國媒體要滿足讀者的興趣。法律在這里是唯一的標準嗎？如果是的話，那么英國國內(nèi)的法律具備國際約束力嗎？如果新聞主管們按合理的道德規(guī)范行事，那么情形又會如何呢？
　　2001年6月，兩個男孩已經(jīng)18歲了，假釋委員會允許他們被保釋，同樣的問題又出現(xiàn)了。由于害怕遭到報復，兩個殺人犯都換了新的名字和護照。英國政府禁止媒體公布他們的新名字、住址或照片。但是人們普遍認為隱瞞他們的身份是不可能的，因為境外的媒體并不受英國法律的約束。
　　這個案件也沒有終結(jié)。2010年4月，喬恩·維納布爾斯已經(jīng)27歲了，他因為違反假釋規(guī)定而被警方拘押。對此事的第一反應來自詹姆斯·巴爾杰的母親丹尼絲·弗格斯，她在微博上發(fā)布消息說：“想讓大家知道喬恩·維納布爾斯今晚在他應該待的監(jiān)獄里，這樣對我的兒子才是公平的�！庇�國政府拒絕透露喬恩重新入獄的原因，公共輿論的怒火即刻重新燃起。在CNN的“評論”欄目和BBC的在線評論上，報復的言論隨處可見，對殺人犯過早釋放的不解依然存在，對是否“曾經(jīng)殺過人則是終身殺人犯”的爭議沒有停息，還有一些評論主張只有寬恕才是合理的。案件的審理法官曾經(jīng)稱這個罪行是“史無前例的邪惡與野蠻”，考慮到兩個男孩的行為，沒有人對此說法有異議，但很多人努力通過這個案件剖析整個英國社會的教育制度、宗教組織、社區(qū)及大眾文化出了什么問題。
　　這個案例可以告訴我們?nèi)绾芜M行好的倫理論證。道德思考是一個系統(tǒng)過程：先作出判斷，再采取行動。英國電視臺決定應該保護未成年被告，不應該公布其姓名。而美國報紙認為，對讀者隱瞞信息是不對的，所以決定公布被告的姓名。作出這個決定的推理步驟是怎樣的？一家報紙如何決定對或錯，從而做或不做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決定都會受到很多價值觀的影響，我們需要找到并區(qū)分這些價值觀，因為它們反映了對社會生活和人性的預設(shè)。我們在評價某一事物的時候，會考慮它的美學價值（如和諧、愉悅）、職業(yè)價值（如創(chuàng)新、守時）、邏輯價值（如連貫、適當）、社會文化價值（如節(jié)儉、勤奮）和道德價值（如誠信、非暴力）。我們通常會發(fā)現(xiàn)，我們選擇的背后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價值觀，它們滲透到我們行為所及的方方面面，促使我們做出具有傾向性的反應。
　　關(guān)于專業(yè)報道，新聞界就有很多價值標準，比如，迅速、質(zhì)疑、獨立。在利物浦謀殺案中，對于未成年人的權(quán)利，公眾、涉案家庭成員和新聞記者的價值標準是不一樣的。這些價值標準和倫理準則一起為（英國的）電視新聞部門提供行為準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青少年的隱私。在這個例子中，目的是確保審判的公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英國電視新聞部門選擇隱瞞被告的信息。
　　同樣，美國報紙的結(jié)論建立在牢固的價值觀基礎(chǔ)上，也就是公眾有權(quán)知道公共新聞的全貌，因此報紙的結(jié)論是：我們要把兇手的姓名和詳細的背景公之于眾。這個結(jié)論的價值觀基礎(chǔ)是什么？這份報紙強烈認同這樣的職業(yè)價值：應該毫不猶豫地傳播重要的信息，每個人都應該被告知真相。但是職業(yè)價值的表述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事實上，在對價值觀的辯論中，為了決定哪些價值觀更可取，必須找到一個倫理準則。在上述例子里，這樣一個倫理準則可以是：“任何情況下都要講真話�！�
　　我們?nèi)绻�在做這樣的分析的話，那么意味著已經(jīng)開始考慮道德推理是如何進行的了。在這個案例中，對于應不應該公布兇手詳細的個人信息存在爭議，爭議的原因我們很容易理解，可是我們還是會問自己：講明真相重要還是保護隱私重要呢？有沒有一些我們都會尊重的普世價值呢？比如講明真相，我們應不應該為了保護一些人而不講明真相呢？我們可以通過找到準則來進行倫理分析，這樣很快就能創(chuàng)建一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模型：我們首先評估總體情況，然后探尋促成決定的價值觀，然后訴諸倫理準則，最后選擇忠誠于哪個社會集團。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把精力放在辨別道德推理過程中的核心爭議上，而不是放在某一決定實際有何優(yōu)點的個人分歧上。
　　在這個案例中，爭議似乎源于講明真相和保護未成年人隱私兩個準則之間的沖突，但是從中也能辨別出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忠誠歸屬。
　　波特推理圖式
　　創(chuàng)造性倫理分析包括幾個清晰的步驟。哈佛大學神學院的拉爾夫·B·波特教授創(chuàng)建了一個道德推理模型，我們把它引入對利物浦謀殺案的分析中。利用一個改編自波特教授的圖式即波特圖式（見圖1—1），我們可以進一步詳細地分析這個案例。波特圖式提出的四個道德分析維度，可以幫助我們弄清楚大部分爭議是在哪里產(chǎn)生的。通過這四個步驟，我們可以建立相應的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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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在分析中如何使用波特圖式。（1）首先，我們通過分析法律限制條款、綁架和謀殺的細節(jié)以及審判的情況，定義目前案例所處的情境。一家新聞機構(gòu)（電視臺）等到審判結(jié)束才播出被告的姓名和個人經(jīng)歷；與之相反的是，另外一家報紙在開庭后就決定盡其所能地為讀者提供有關(guān)該案件的詳細信息。這兩家新聞機構(gòu)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2）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問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價值觀的不同。英國媒體注重法律秩序，而美國報紙的職業(yè)標準是不要隱瞞新聞。這家美國報紙駐倫敦的通訊員在詹姆斯·巴爾杰遇害后不久就從匿名來源掌握了兇手的個人信息。
　　可想而知，受害者的家人及其支持者想讓公眾知道，羅伯特和喬恩縱容自己犯罪，品質(zhì)惡劣，殘忍至極，但他們精神正常。在審判開始之前，這家報紙就已經(jīng)完成調(diào)查，并且遵循了馬上出版、絕不拖延的新聞編輯標準。然而，職業(yè)標準占據(jù)首要地位時，并不意味著能夠排除其他價值標準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在新聞傳播中，對于公眾人物——本案中未成年被告——的報道必須前后一致，否則讀者和觀眾就不會再相信媒體的誠信。美國報紙的讀者可能并不把公平審判當作至高的價值標準，或者把兇手僅僅十歲看作無關(guān)緊要的事實。而有關(guān)新聞傳播的職業(yè)價值標準可能被認為是不人道的。每種價值標準都會影響到道德問題的話語和推理。（3）我們至少提到了兩個倫理準則，本來還可以列出更多。電視臺認為，利他原則意味著要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quán)；而報紙則認為，講明真相才是第一位的倫理準則。我們還會想起其他的倫理準則來，比如大多數(shù)受益原則，即便無辜的人（例如兇手的家人）遭受傷害，電視臺仍不公布姓名。那么，渴望了解新聞的人們可能會覺得電視臺太無能，所以得不到這些詳細信息。（4）忠誠于誰的沖突顯然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電視臺聲稱要同情未成年罪犯，而報紙則聲稱不必同情罪犯，只需對廣大讀者負責。
　　從（波特圖式）一個象限到另一個象限，我們最終建立行動準則。但是我們還可以更深入地對問題進行分析：把圖1—1中的方框看作一個圓圈，再往前走一步。這一次集中分析倫理原則，下一次則著重分析圓圈中忠誠的定義。比如說，如果爭論主要源自職業(yè)價值標準的不同，則在下一輪分析中，重點討論價值標準那個象限的問題。我們常常不假思索地認為某些東西是有價值的；當與不易說服的人討論我們未曾思考的問題時，可以讓我們從更積極的方面批判自身。那家美國報紙真正把信息公開視為價值標準，可這是不是一個優(yōu)先的、絕對的標準呢？我們經(jīng)常真誠地恪守職業(yè)標準，但時常讓這些標準接受質(zhì)疑有利于其自身的成熟。在這樣一個澄清與重新定義的過程中，每個元素都可得到更詳細的思考，由此更深刻的見解得以與其他象限相關(guān)聯(lián)。
　　選擇忠誠于誰的問題通常需要最仔細、最徹底的審視。波特圖式是一個社會倫理的模型，因此在我們作出最終判斷或采取某一政策時，必須清楚準確地宣示我們忠誠的對象是誰。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動輒就把自己給欺騙了。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電視臺的決定——保護法庭上的未成年人，不公開姓名或背景信息。做決定的人考慮的是誰？也許他們只是考慮自己。他們聲稱不希望增加被告的痛苦，也不希望增加被告家人的悲傷。他們說不愿造成傷痛，他們還說不愿引導人們?nèi)ソo被告貼上標簽，或者過于糾纏被告的行為動機。他們似乎在表達這樣的信息，即如果播出了含有被告信息的新聞，他們將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然而，我們再多反思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事實上可能并非忠于良心。新聞從業(yè)者究竟是在保護未成年人還是在保護他們自己？不報道姓名肯定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可是這個目的可能僅僅是新聞從業(yè)者讓自己心安。他們貌似對整個社會的利益感興趣，貌似努力保護司法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告隱私，減少流言蜚語。然而，我們必須重新面對那個關(guān)鍵的問題：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誰？假如我們沒有回到波特圖式中的右上象限，沒有更深入地質(zhì)問他們對誰效忠，為誰服務，那么我們并沒有充分地利用波特圖式。
　　用同樣的方式來考慮報紙的決定——講明真相，公布姓名。如果報紙在報道本國案件時不隱瞞未成年人姓名，那么它有什么理由對國外案件例外呢？難道要因為一次次的例外讓報紙信譽掃地嗎？報紙的讀者對報紙有某些期望，編輯和記者似乎要問一問讀者的期望是否應該得到滿足。但是為了滿足短期的期望，報紙的決定會不會毀掉長期的信譽？報紙貢獻社會的長遠能力會不會遭到損害？讀者的利益與涉案人的利益哪個更重要？
　　按照我們一開始的分析，報紙似乎并不關(guān)心未成年罪犯，它的首要任務是講明真相，否則將失去廣告商、讀者和報社員工的信任。但是，報紙對讀者的忠誠實際上可能同時惠及受害者和罪犯的家人。如果報紙準確地報道細節(jié)，這個悲劇的直接關(guān)聯(lián)者就不再只是公眾好奇的對象。這一悲劇事件的真相，也許最終讓人們停止對羅伯特和喬恩的無聊猜測，終止對不細心的母親和商場保安的閑言碎語。如果對波特圖式中的忠誠象限進行充分考慮，或者對決策的過程以及決策后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我們就會遭遇并澄清類似的重要問題。
　　在作出道德決定的過程中，至關(guān)重要的一步是選擇忠誠的對象。正如上面幾段的分析所表明的，認真考慮這一象限本身并不能消除分歧。真正的分歧可能在于誰會從決定中受益。真心服務社會的媒體人必須在不同的社會集團中作出選擇：訂戶與觀眾，信息來源，政客，少數(shù)族裔，兒童，執(zhí)法人員，法官與律師，等等。在他們的考量中，要考慮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不是為了委婉和抽象而把他們稱作公眾、客戶、觀眾或市場。在任何情況下，波特圖式都是一種社會倫理的訓練，而不是不帶感情的智力游戲。任何結(jié)論必須經(jīng)過社會現(xiàn)實的驗證。當然，在作出合理結(jié)論的整個過程中，倫理準則是很重要的。然而，對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媒體而言，明確根本的忠誠對象才是最為關(guān)鍵的。
　　除了仔細考慮波特圖式中的每一步驟，我們還必須把方框看作圓圈，看作有機整體（見圖1—2）。它不是一些隨機的相互獨立的問題，而是一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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