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經(jīng)30 多個年頭。人生的五分之三，是在上海度過。我也常 說，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盡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 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稱我“上海作家葉永烈”。
     如此說來，對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卻搖頭。
     莫非最熟的是故鄉(xiāng)——溫州？ 其實，我在高中畢業(yè)之后，便離開了溫州。此后 ，雖說隔幾年也回一趟溫州，卻總是來去匆匆，只住 三五天就走。所以，故鄉(xiāng)留給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時 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溫州，寫了篇溫州散記，那題 目就是《不識故鄉(xiāng)路》——因為溫州這幾年已經(jīng)大大 地改變了，除了市中心舊城區(qū)之外，我“不識故鄉(xiāng)路 ”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說：“最熟是北京。” 這倒并不因為當年我在北京大學上了六年學。其 實，做學生時，我忙于學業(yè)，再說窮學生也沒有多少 錢“消費”，難得從郊外的學校到市區(qū)——那時叫“ 進城”。一個學期進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 那時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說“最熟是北京”，卻因為一趟趟出差， 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說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數(shù)比去 上海南京路的趟數(shù)還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膩了。在北京，早上辦完事 ，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別去北京。我 希望最好是到?jīng)]有去過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鮮感�？� 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總是“粘”著北京，內(nèi)中的緣由便因為北京是首 都：全國性的會議，大都在北京開；出差辦事，上這 個“部”，那個“委”，這個“辦”，那個“會”， 都得去北京；還有，最為重要的是，我的采訪罔，大 體上在北京。說來也怪，雖然人家稱我是“上海作家 ”，可是我的作品卻大都是北京題材。北京作家們笑 我“侵入”他們的“領(lǐng)地”。其實，我也深感“遠征 ”北京，比寫“近水樓臺”的上海題材要吃力得多。
    但是，我卻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訪不可。
     為什么我要“遠征”北京呢？我曾說，這是因為 中國的“百老匯”在北京。當然，我所說的北京的“ 百老匯”，并非美國紐約“百老匯”（BROADWAY）那 樣的大街。我所關(guān)注的是中國現(xiàn)代史、當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飽經(jīng)風霜 的“歷史老人”、“風云人物”，匯聚在北京，成了 中國的“百老匯”。我奔走于這樣的白發(fā)世界，進行 一系列采訪。在我看來，北京的“百老匯”，是我的 創(chuàng)作之源。
     于是，我不斷地去北京，有一年甚至去十來次， 有時—個月內(nèi)要去兩次。
     我去過紐約。那里的百老匯大街又寬又長，相當 于北京的長安街，寬達40來米，長達25公里。北京的 “百老匯”，卻“匯”在幾處。記得，有一回我在北 京三里河一個高干大院采訪，那里是北京的“百老匯 ”之一。被采訪者問我，你是第一次上這兒？我說來 過好多回，隨口答出這里七八戶人家的名字。又有一 回，在北京另一處“百老匯”——木樨地的一幢高干 大樓，被采訪者得知我曾來這里多次進行采訪，建議 我索性對每一家都進行采訪——如果把這座樓里每家 的命運都寫出來，那就寫出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縮影 ！ 大抵是我反反復(fù)復(fù)去北京，北京某部門一度要調(diào) 我到北京工作。我覺得這可以考慮�？墒牵瑢Ψ街徽{(diào) 我一人進北京。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我 無法接受這樣的條件。于是，調(diào)北京工作只得作罷。
    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處都不相同。這回住東 城，下回也許住西城。上次住北郊，這次住南郊。這 樣，我?guī)缀踝”榱吮本┑臇|南西北，住遍了各個角落 ，而不像在上海，總是固定地住在一個地方。
     也正因為這樣，我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對于北京 的變遷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過“五四”運動火燒的 趙家樓，我細察過當年林彪所住的毛家灣，我尋找過 北京大學“梁效”寫作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華大學 “井岡山，，紅衛(wèi)兵總部“舊址”前躑躅，我也曾研 究過當今的釣魚臺國賓館哪幾座樓是當年“中央文革 ”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發(fā)現(xiàn)北京在變，這里冒出一 幢新高樓，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橋…… 北京，濃縮著中國的現(xiàn)代史。北京的“百老匯” ，聚集著中國現(xiàn)代史的見證人。
     所以我說，最熟是北京。
     “我愛北天安門” 在高中畢業(yè)之前，我去過的最“遙遠”的地方， 只是距老家溫州70公里的雁蕩山而已。1957年我以第 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學，不遠千里來到首都北京，第一 心愿就是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看，拍一張照片。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秋日，17歲的我穿上了“禮 服”——父親給我的一件他穿過的“派力斯”淺灰色 中山裝，從北京大學“進城”，終于來到“日日盼、 夜夜盼”的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給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宏偉，我一下子被鎮(zhèn)住了。那時候我還沒有照相 機，但是聽說那里有人代客照相，就在金水橋上拍了 一張黑白照片。
     過了幾天，我收到了這張照片，人拍得很大，倘 若沒有身后那金水橋漢白玉欄桿，幾乎看不出是在天 安門城樓前拍攝的。有趣的是，我的胸前除了別著北 京大學�；铡⒏咧械摹鞍嗷铡敝�外，上衣口袋里插著 三枝鋼筆。用相聲大師侯寶林的段子來說，上衣口袋 里插一枝鋼筆是小學生，兩枝鋼筆是中學生，三枝鋼 筆是大學生，四枝是修鋼筆的。那天我正好符合大學 生的“標準”。
     1957年國慶節(jié)，我報名參加國慶游行。游行隊伍 從北京大學出發(fā)，步行到天安門廣場，也不覺得累。
    游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城樓前，我清清楚楚看見了毛澤 東主席。此后，在1958年，我參加了建設(shè)人民大會堂 的義務(wù)勞動，對天安門廣場就很熟悉了。
     后來有了照相機，我從上海出差到北京時，常在 天安門廣場拍照。我的得意之作是在2006年深秋看見 一群老外在天安門城樓前拍照，個個笑逐顏開，我眼 疾手快摁下了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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