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愛國情懷相伴隨的另一個方面，是對百姓疾苦的關切。咸豐四年，汪瑔在五福幕下，當時五福在江南，只留下汪瑔一個人負責守衛(wèi)曲江城，他獨自堅守城池達十個多月，一片丹心，為百姓的安危不顧及自己的生命（見前生平部分）。
    汪瑔時常在作品中針對時弊進行指擿，表達出深切的憤慨和對國家時勢的擔憂。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fā)，造成了百姓的流離失所，汪瓊在《有感四首》和《重有感四首》等詩歌中，記述當時的凄慘景象，表達出他對戰(zhàn)爭的深惡痛絕和對時局的隱憂。對那些不考慮民生疾苦的官員，汪瑔作了強烈譴責。他在《松煙小錄》中以自己親見之事批評某總督驕奢淫逸的行為，指出為官不應貪圖個人享樂，忘卻為官真正的職責所在。倘若不為民生疾苦考慮，必然受到民眾的斥責和當政者的懲罰。對于為官，汪瑔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有議論云：“朱子語錄，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jiān)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州縣與民親，行之為易。此鄭可學所記朱子語也。余佐人幕事，自督撫至郡邑，凡數(shù)十年，所見惟牧令善政，易以及民，自郡以上，官愈尊，及民愈難，讀朱子此語，不覺慨息。近世謹飭者多不愿作州縣，不知欲為循吏，下須作州縣也。特州縣實不易作爾。”汪瑔由朱子語錄中的一段話，結合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認為要想真正做一個為百姓辦實事的好官，就應該做默默無聞的州縣小官，而不是名揚京師的大官。這是因為汪瑔考慮的出發(fā)點不同而形成的觀念，他是從做官要為百姓造福的角度來思考的。
    關于如何治理國家，汪琮是主張以仁政平天下的，即他所說的先王之道。他在對張戒《歲寒堂詩話》中的論事之言進行評價時說：“南宋初，正平人張戒撰《歲寒堂詩話》，持論無甚異人，惟嘗上言：‘今日之事，當以和為表，以備為里，以戰(zhàn)為不得已�！�乃深切當時事勢，其論事之識，較論詩為勝矣�！蓖舡傎澩�和，反對戰(zhàn)。在該論斷下有汪瑔的自注：“立國有表里，有本末，戒所言表里，一時之說也。以德為本，以財為末，以農(nóng)為里，以工商為表，萬世之說也。重表輕里，以末為本，泰西各國之所以富強。然與先王之道背而馳矣。”“以德為本”，“以農(nóng)為里”，正是幾千年來中國儒家傳統(tǒng)所弘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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