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里洋場到故都清華園

                董貽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寧波。1936年8月上小學，還不到5周歲；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學。1948年報考大學，報了3所，都被錄取，于是北上清華，1952年8月畢業(yè)于清華大學電機系。

抗戰(zhàn)勝利后，對國民黨從期盼到失望，接觸到進步思想，參加了學生運動；新中國成立前在清華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lián)盟，因此就成了離休干部。1994年辦了離休手續(xù)。

父親新中國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親一生也歷經(jīng)坎坷。從我們懂事時起，就曾先后兩次入獄，一次是日寇占領上海時，上文提到過；還有一次是在抗戰(zhàn)勝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親的《三代簡史》里沒有提及。但說了這樣一件事�？箲�(zhàn)勝利了，被日本沒收的大中染料廠非但沒有立即歸還，相反，重慶來的“劫收”大員又蓄意搶奪，欲歸為己有。經(jīng)過父親兩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廠房，復工生產(chǎn)。此時被拘押，是否與此有關？現(xiàn)在所有當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抗戰(zhàn)勝利時，我突然看到了房間墻上掛起了蔣介石的大幅戎裝照，這才知道他多年來一直隱藏著。蔣介石代表正統(tǒng)的國民政府，私藏蔣介石的戎裝照片，這在當時淪陷區(qū)的上海是有很大風險的。回想起來，他遭日寇逮捕時，傳說他和“重慶”方面有聯(lián)系的說法，倒也有幾分可信。

抗戰(zhàn)勝利后，看到國民黨的腐敗，他也經(jīng)常嘆息。因此對我們參加學生運動也未加阻攔。新中國成立后，他才知道過去幾位金融界、外貿(mào)界的老朋友還是地下黨，現(xiàn)在記得他曾提起過的有徐伯昕、陳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鄒韜奮一起創(chuàng)辦生活書店，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在上海與鄭振鐸等人創(chuàng)辦《民主》周刊。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發(fā)行管理局長兼新華書店總經(jīng)理，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等職。陳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傳所在錢莊的經(jīng)理，還任過上海生活書店總店發(fā)行主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貿(mào)易總公司副總經(jīng)理、中國花紗布總公司經(jīng)理、商業(yè)部局長等。我父親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們影響。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關系，所以《民主》周刊，從1945年10月13日創(chuàng)刊以來，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對我來說，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糧，《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編鄭振鐸，是一位進步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也是國內(nèi)外聞名的藏書家。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上海，他為搶救古籍等文化遺產(chǎn)，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貢獻�？箲�(zhàn)勝利后，我曾看到過在上�！段膮R報》連載的《西諦書話》，就是他對一些古籍的評論隨筆。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殉職。《民主》的編委都是當時知名的進步學者，如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董秋斯、羅稷南等，沈鈞儒，沙千里、史良、閔剛侯四位名律師擔任常年法律顧問。這是一份非常明顯的“左傾”刊物，經(jīng)常報道一些被國民黨封鎖的真實信息。如“重慶較場口事件”“六·二三下關事件”“李公樸、聞一多被殺事件”以及國民黨搞“假談真打”的陰謀等，《民主》都及時做了真實的宣傳報道，所以被國民黨視作眼中釘，出版還不到一年一個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親從舊時代走來，走過飄搖詭譎的混亂年代，一直堅持到20世紀末。從上海灘十里洋場出場，歷經(jīng)了清末、北洋、民國、日偽政權(quán)、新中國等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歷史階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堅守，有堅持也有隱忍，有聰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開明，眼界開闊，但性格卻內(nèi)斂，有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又能與這個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極寫毛筆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裝和勸慰自己，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他應該算是“內(nèi)心強大”的那一類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經(jīng)歷，現(xiàn)在才開始參悟他，可卻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

我媽媽張文澍是鄞縣人，現(xiàn)在寧波的鄞江區(qū)。外婆家比較有錢，在寧波的情況我不清楚，但到上海后，當時在閘北有一整條弄堂、好幾十棟樓房都是外婆家的。外公我沒見過，早已亡故，所以沒有任何印象。

當時的閘北不是租界，離市區(qū)較遠，小學時，我們?nèi)ネ馄偶�，都要打電話召出租車。那時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車公司是祥生出租車公司。祥生的老板黃祥生也是寧波鄉(xiāng)下人，13歲跑到上海來謀生，開始在飯店里打工，做招待，做了10多年才開始做出租車業(yè)務。祥生的發(fā)展與崛起，也是當年一個上海淘金夢的圓夢過程。祥生電話號碼是40000，非常好記，當年取“四萬萬同胞”之意。

外婆家對年幼的我們是另外一種樂園，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樂事。

在閘北時，外婆家的房子同我們成都路寶裕坊的房子面積差不多，不過就是他們是一家住，我們則是幾家合住，可見外婆的家庭情況很是寬裕�？上�，抗戰(zhàn)時，外婆家整條弄堂的房子都毀于戰(zhàn)火，外婆家搬到城里，離我們成都路住處不到一站路。但住房面積要小得多，不到100平方米了。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虔誠的佛教徒，逢到佛教的重大節(jié)日，都要到寺院去燒香許愿，這一點和祖母很像。

外婆家族的親戚也多，很熱鬧，可能因為條件稍好，加上外婆的和善，所以氛圍也好。我們小孩子特別喜歡到外婆家去。

外婆育有兩子三女，我母親是老大。在三個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用現(xiàn)在的話她就是全職太太。我母親信佛，但沒有外婆那樣虔誠。她雖然成長在經(jīng)濟條件較為優(yōu)越的環(huán)境中，但她操持家務卻崇儉戒奢，這也是很多寧波人的家風，無論多么富足，家風卻一脈相承。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寧波，幼時家境也很好，同樣秉承這種風格。我岳父李大耀，新中國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寧波地區(qū)的“大班”，他們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號，1號、2號是蔣經(jīng)國住的，新中國成立后被海軍接收了。后來我夫人回寧波時，想去看看老家，但弄堂口的警衛(wèi)不讓進了，因為有海軍首長住著。我岳父1964年病故，我們把岳母接過來贍養(yǎng)，晚年，她得了老年癡呆癥，1986年病故。

我們兄妹5人結(jié)婚，都是從簡辦理，不事鋪張。母親從來沒有提出什么要求。母親寬厚待人，鄰居或親友有困難時，她都樂于相助。新中國成立后，她積極參加里弄和工商聯(lián)組織的文化學習和政治學習，絲毫看不出年輕時出身之類的問題。所以，直到我妹妹學校的紅衛(wèi)兵找到家里大鬧之前，上海的紅衛(wèi)兵并沒有為難他們，可見她身上應該是找不到“富貴人家的小姐”的特征或習氣。

母親對子女教育不驕不寵，我們兄妹5人，沒有一個是在上海上大學的，她都高高興興把我們送走。我們兄弟也各自獨立，有一點可以預見：即使沒有政治運動，我們也不會成為“啃老族”。

1962年，我小弟貽誠北大畢業(yè)。那時我們3個兄妹都已留京工作，母親也已年逾花甲，健康也大不如前，內(nèi)心確實是希望小弟留在身邊，但聽說小弟要留�？佳芯可鷷r，她在同爸商量后，仍然支持小弟進一步深造。

1963年，小妹貽直從北京礦業(yè)學院畢業(yè)了，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個大學畢業(yè)生了。但媽仍沒有向組織上提出過要求照顧的意見，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

“文革”后期起，她長期臥床，爸也年逾古稀，家里確實有很多具體事務要我們子女承擔，但她始終沒有向子女所在單位提過任何要求。從1958年起，一直到1982年媽媽臨終時，24年間，我們兄妹5人沒有一個能長期侍奉身旁，和父親一樣，她老年時，成為一個“多子女的孤老太婆”。思念及此，我們兄妹們都感到內(nèi)疚。

小嬢嬢是新四軍

我們小時，二姨媽也已出嫁，我們兄妹都對她很親，稱呼她為“弍（ni）伯伯”；只有小姨媽文斐（我們叫她小嬢嬢）未婚，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幾個女兒的文化程度同她們的年齡成反比，小姨媽文化最高，在閘北外婆家時，她臥室里還有一架鋼琴。兵荒馬亂的年月里，保留一架鋼琴時而彈奏的年輕女子總給人以羅曼蒂克之感。

小嬢嬢漂亮，文靜，身材高挑，但給我的感覺是她很忙，和我們小孩子接觸不多。事后回憶，可能當時就在從事抗戰(zhàn)救亡活動�？箲�(zhàn)初期，我媽媽等親友經(jīng)常在成都路家里為醫(yī)院縫制傷病員的病號服，聽說這些活都是小姨媽組織的。當時的客廳里堆滿了白衣白褲，住在一起的嬸嬸、阿姨也一同幫忙。

那時我和哥哥也只有六七歲吧，母親也教我們縫制衣帶，雖然針腳歪歪扭扭的，但心里卻覺得也為抗戰(zhàn)出力了，很高興。因為當時我們住在英租界，所以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租界地區(qū)還是比較安全的，一些不激烈的抗日活動還可以進行。

可是后來就沒再見她，隱隱約約地聽說她在前線犧牲了。因為當時上海還在日寇占領下，氣氛很是緊張，大人們都不同我們說這些事，究竟她是在哪里犧牲的，當時情形如何，在我寫這一部分初稿時，還不清楚。后來我表妹王煉利來信說：我小舅舅（也就是小嬢嬢的弟弟，王煉利的父親）改革開放后，從美國回來，曾同她說起，小嬢嬢是偷著去參加新四軍了，當時家里誰也不知道。后來接到她所在單位來信，才知道她隨新四軍轉(zhuǎn)移，病死在蘇北。她的遺骨是大舅舅到蘇北去取的。大舅舅到了墳地后，掘開墓，見到小嬢嬢的大衣，就肯定了這是她的墳，將她的遺骨帶了回來。因為像她這樣的家庭，參加新四軍在當時自然是被認為大逆不道的。因此，我父母對她的死訊諱莫如深。

說起蘇北，當時上海的上層社會是相當鄙視的。當時上海已是“東方大都市”，而上海周邊的城市和城鎮(zhèn)則顯得貧窮落后（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上海謀生，那時候蘇北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反映了蘇北人在上海所從事的職業(yè)：廚師、裁縫、理發(fā)師。這在當時上海是最低層次的幾種職業(yè)。一個家產(chǎn)萬貫的闊小姐卻自愿跑到貧瘠之地鬧革命，也可見當時人心之相背。

但在當時上層社會看來，小嬢嬢簡直是叛逆之極，像所有背叛家庭的革命者一樣，他們很難獲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我外婆知道她是死在新四軍那里時，還說過“讓她去”的氣話。

一個腰纏萬貫、大戶人家的女孩子，是什么動力使她毅然決然地拋棄上海舒適的家庭，到蘇北這樣貧瘠之地去呢？蘇北為什么又有這樣大的吸引力呢？這是個謎一樣的話題。很遺憾的是，我們再也不能聽到小嬢嬢親自來回答這個問題了。

大舅舅張永生同外婆住一起，也在恒信洋行工作。我二年級考第一名后，他最先送我一套小學生叢書，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禮物。

小舅舅張器咸是外婆最小的孩子，長得也最帥，可以用風流倜儻來形容他�？箲�(zhàn)時，他一個人跑到四川一所教會大學讀書，但大學沒讀完，就輟學工作了，也許是他一人在大后方，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吧�？箲�(zhàn)勝利后回到上海，已經(jīng)結(jié)婚，妻子是成都時的大學同學，生有一女，后來離婚了，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上海又結(jié)了婚。

小舅舅是一個公子哥兒，上海所謂的“小K”，就是有錢人家的“少爺”。他開過自行車行，裝配自行車，那時候，在上海，有一輛自行車，就不簡單了。我在高中時，同班四五十名同學，有自行車的只有二三人。如果做個比喻，開自行車行大體相當于現(xiàn)在開一個好一些品牌的汽車行，可見他是個很時髦的人，而且敢想敢做。敢想敢做的個性跟隨了他一輩子。

我上清華時帶去的自行車就是他開的店為我裝配的，我也因此成了清華校園里為數(shù)不多的擁有自行車的學生。這輛車，后來在班上，成了公車，哪位同學要進城，就騎著我的車去。

20世紀20年代末，十里洋場的舊上海風云際會，政治與經(jīng)濟勢力也此起彼伏。除了雄踞上海的“帝國主義”者，北洋軍閥、革命黨、各種幫會勢力盤根錯節(jié)盤踞在上海，甚至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會議地址最初也在上海。上海既是冒險家的天堂，聚集了來自全世界的冒險家，同時也是大浪淘沙之地。28歲的父親任上海美商恒信洋行兼職營業(yè)員，可見父親應該還是有一定硬功夫的。

我知道的八百壯士

按說，小學應該是無憂無慮的年代，但日寇的鐵蹄粉碎了這一平靜生活。1937年，繼“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寇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件，打響了淞滬會戰(zhàn)。戰(zhàn)爭打得很激烈，雙方互有勝負，但終究國軍與日軍實力有差距，事后的資料顯示，是因為蔣介石當時政權(quán)不穩(wěn)，而且軍費開支并沒有充分籌備，所以不敢全面、徹底進行抗戰(zhàn)。對此他還在接受美國記者的訪問的時候聲稱，自己需要10年的時間準備。

所以，在淞滬抗戰(zhàn)期間，蔣介石還指望“國際聯(lián)盟”進行斡旋，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殊不知，正如民國著名軍事將領蔣百里所言，對于日本人，無論勝敗只能打，而不能降。

但是，當年蔣介石是否能聽得進這些話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只是，十九路軍在上海堅持近3個月后開始撤退。

那時我還是二年級的小學生，對整個戰(zhàn)爭情況當然不了解，但“八百壯士守四行”卻深刻在自己腦海中。時任十九路軍中校團副謝晉元奉命率一個營兵力進駐“四行倉庫”，以掩護國軍大部隊撤離上海。所謂四行倉庫，就是上海鹽業(yè)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四家共有的鋼筋混凝土倉庫大樓�！八男袀}庫”在蘇州河北岸，南岸就是英美租界。當時日本還沒同英美宣戰(zhàn)，因此日軍還不能進入租界，但國軍同樣也不能進入租界。謝部堅守四行倉庫，打退日寇的多次進攻，當時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和贊揚，大家從十九路軍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民族軍人的魂魄。

有位女中學生楊惠敏當時才十四五歲，是一名童子軍，隨身裹著的一面國旗，深夜泅渡蘇州河進入四行倉庫。第二天，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在倉庫大樓樓頂升起，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擊倭寇的決心和信心。楊惠敏的名字從此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她成為我們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了上海各界津津樂道的知名人士。

再后來，上海淪陷，楊慧敏長成了青年，著名影星胡蝶逃往香港，拜托她保管和運送行李，最后行李丟失——兵荒馬亂的，人能活著就不錯了。而巧的是胡蝶恰好看到一處商鋪有人在兜售她名貴的皮草大衣，就覺得是楊惠敏保管不利。當時胡蝶被戴笠“抓”去做情婦，戴笠則把楊惠敏關了起來。

但是一直也查不到對楊惠敏不利的證據(jù)，后來戴笠飛機失事。據(jù)說戴笠著急在不適合起飛的天氣起飛只因為要參加胡蝶和前夫的離婚儀式，以便和胡蝶順利結(jié)婚；戴笠飛機失事后，楊慧敏才被放出來�，F(xiàn)在想來，楊慧敏的命運也算是跌宕起伏。

其實，謝晉元的部下實際上只有400多人，為什么稱之為“八百壯士”？是因為有的報刊撰文，將其同楚漢相爭時田橫的八百義士做比較，故被稱作“八百壯士”。不久，歌曲《歌八百壯士》開始傳唱：“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寧愿死，不退讓；寧愿死，不投降！同胞們起來，快快上戰(zhàn)場，拿八百壯士做榜樣！”這一事件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翱箲�(zhàn)必勝”的信念大為增加。謝晉元團長在1941年被叛徒刺死。2004年5月，我在湖南衡山看到建于1943年的忠烈祠，是仿照南京中山陵形式建造的大型陵園。最高一層安放著抗戰(zhàn)中犧牲的國民黨將領的靈位和照片，人數(shù)多達140余位，其中謝晉元已被追認為少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將“四行倉庫”附近的一條馬路改名為“晉元路”，并建立“晉元中學”，以志永久紀念。

抗戰(zhàn)勝利啦！

1945年8月15日，那天清早，天還沒大亮，家里電話鈴突然響了。

我想這么早來電話，不是好事，就是壞事。因為電話是兩家公用的，所以是安裝在樓梯拐角處。夏天我一人睡在二樓客廳的大餐桌上，離電話最近，聽到鈴聲，就下樓去接。電話是一位親戚打來的，他在電話里抑制不住興奮之情，傳來了一個使人驚喜若狂的消息：“日本投降了，抗戰(zhàn)勝利了！”

于是我趕快叫醒大人，大家分享這一天大的喜訊。畢竟這個消息太意外了。因為，當時日本也是封鎖消息的，報紙上肯定不會刊登，至于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因此，美軍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我們并不知道，至于蘇聯(lián)紅軍出兵東北，即使有報道，恐怕也是輕描淡寫的。

雖然我們還沒有杜甫詩句描繪的那樣“初聞涕淚滿衣襟”，但那種“喜若狂”的感覺卻絲毫不差。我們立刻再打電話，通知其他親友；同時兩家人都聚集在客廳里，憋了八年的鳥氣，可以痛痛快快地發(fā)泄了。

因為信息不通，也沒有電視、廣播進行統(tǒng)一的宣傳，所以我們沒有見到“舉國歡慶”的場面，但是內(nèi)心的興奮和快樂迅速傳播開來。那天熟人見面，首先是抱拳作揖，慶賀抗戰(zhàn)勝利，小日本終于垮臺了！也聽說有的日本鬼子聽到天皇詔書后切腹自殺了；還聽說有的日本鬼子不相信這是真的，還在那里揚威耀武地欺負中國人，被老百姓圍毆了。是真是假，誰也沒心思去核對。因為日本投降了，這畢竟是鐵定的事實。

父親找出隱藏好久的蔣介石的戎裝照片，配上鏡框，掛在廳堂里，我們也沒有想象到，原來父親在淪陷區(qū)還珍藏了這么一樣“危險物品”。那時，看著被父親供奉起來的蔣介石，真覺得蔣委員長好偉大，好威武！總算可以不再受小日本鬼子的氣了，滿腦子想著勝利后可以好好搞建設了，國家就富強起來了。

那年的雙十節(jié)（中華民國的國慶節(jié)）上海舉行盛大游行。部隊也參加，要經(jīng)過四馬路，天福百貨店就在這條馬路上，外婆是“天�！钡睦现黝�，同“天福”的老板很熟悉，她帶我們到“天福”沿街的樓上去觀看。

想象里，參加游行的部隊，該是孫立人統(tǒng)帥的新一軍那樣的美式裝備，士兵們穿著筆挺的軍裝，但實際看到的士兵著裝、配備，卻差得遠，當然有些失望。

其實，當時的國民黨也沒有想到日本這么快就投降了，估計日本人自己也不會想到，日本那么快就“氣數(shù)已盡”。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只不過在行將就木的“日本帝國”身上再捅了兩刀而已。

因為國民黨政府沒有料到日本這么快投降，而且是無條件投降，所以很多準備工作都沒有做好。這些準備工作不僅是關于“游行”這種“面子工程”，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政府根本就沒有做好接收工作，所以大接收就在混亂中變成了“大劫收”。而在東三省的關東軍的武器、物資和工廠設備，大部分被蘇聯(lián)紅軍搬回蘇聯(lián)，一小部分轉(zhuǎn)移給了共產(chǎn)黨。

離延安更近了

早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夕，1945年7月1日，黃炎培、褚輔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6位國民參政員從重慶飛抵延安，回來后黃炎培寫成《延安歸來》一書。由于這次參加訪問的，都是社會著名人士，當時所謂的“社會賢達”；而且又是經(jīng)過國民政府同意的，因此大家都認為書中內(nèi)容可信度極高，2萬冊書，很快就銷售一空。當時，在上海，凡是心系國事的人，很多都看過這本書，而且成為街頭巷尾，家庭飯桌上的談話主題之一。

除了黃炎培這些民主人士、社會賢達等人員的傳播之外，一些雜志更具有戰(zhàn)斗性。

抗戰(zhàn)勝利后，從大后方重慶等地回來一大批“文化人”，他們同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結(jié)合起來，辦起了一批雜志。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唐弢、柯靈主編的《周報》，鄭振鐸主編的《民主》周刊，黎澍主編的《文萃》周刊；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半月刊等。這些刊物基本上是以政論性文章為主，《文萃》《觀察》也經(jīng)常發(fā)表一些文藝作品。這幾份刊物都是我經(jīng)�？吹�。為這些刊物撰稿的有馬敘倫、馬寅初、周建人、許廣平、郭沫若、茅盾、田漢、胡繩、吳晗、沈鈞儒、臧克家等，還經(jīng)常能看到喬木的國際時事評論。此喬木非在延安的胡喬木，而是在香港的喬冠華，筆名喬木，時有南北喬木之稱，還有丁聰配發(fā)的漫畫，都十分引人注目。這些刊物創(chuàng)刊時間大體在1945年9月到1946年9月，但由于其進步傾向，敢講實話，國民黨將其視為文化戰(zhàn)線上的大敵，先后都被查禁。其中《周刊》《民主》都在出版一年左右就被國民黨查禁，《文萃》《觀察》也只存活了兩年左右。但人民的聲音是封鎖不住的。

當時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很是活躍。各種演講活動，文藝演出很頻繁。我曾聽過郭沫若的詩朗誦——高爾基的《海燕》，當他以詩人的飽含激情的語調(diào)念出第一句：“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著烏云。在烏云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整個會場就鴉雀無聲，而當最后那句經(jīng)典的詩句：“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結(jié)束時，更是激起全場聽眾暴風雨般的掌聲。

人們都在期待著，讓這猛烈的暴風雨把那些污泥濁水統(tǒng)統(tǒng)掃光！

文藝界也十分活躍。話劇舞臺較多的是一些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演出。抗戰(zhàn)勝利還不過兩個多月，著名劇作家陳白塵，在強烈的現(xiàn)實情況刺激下，只用了20多天時間，寫出了被稱為“中國版的《欽差大臣》”的三幕政治諷刺喜劇《升官圖》。劇中描寫兩個逃避官方追捕的強盜所做的黃粱美夢。夢中，他們成為一個小縣城的知縣和秘書長，同縣里各局局長一起，與滿口“仁義道德”“廉潔奉公”的省長沆瀣一氣，貪贓枉法，無惡不作，活生生的一幅官場百丑圖，對國民黨官場的腐敗現(xiàn)象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辛辣的諷刺和有力的鞭撻。1946年2月起，在重慶連演40多場，轟動一時，在上海演出時，我也去看了。

劇場中笑聲過后，更使人深思何時才能吏治清明？使群丑無處藏身，徹底暴露于陽光之下，成為人人得以誅之的過街老鼠。

電影界出了一批結(jié)合現(xiàn)實的好電影。其中以蔡楚生、鄭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影響最大。電影以八年抗戰(zhàn)為背景，以一個小人物張忠良抗戰(zhàn)八年中的經(jīng)歷為主線，描繪了張忠良（陶金飾）從心系抗戰(zhàn)，不惜拋妻離子，長途跋涉，奔赴重慶，到最后成為接收大員，回到上海，沉湎于紙醉燈謎的花天酒地之中，以致其妻素芬（白楊飾）得知真相后，投河自盡。

放映過程中，可以聽得到觀眾的唏噓之聲，人們?yōu)樗胤业谋瘧K命運而不平，也為張忠良的變質(zhì)而憤慨。但走出影院，人們更會思考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結(jié)局，更增強了對國民黨政權(quán)的不滿。這部電影創(chuàng)造了國產(chǎn)影片賣座的最高紀錄，當時被譽為“中國電影發(fā)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標”。幾位主角：陶金、白楊、舒繡文、上官云珠、吳茵，從此成為全國極具影響力的影星。

新中國成立后，該劇的編導蔡楚生先后任文化部電影局藝術(shù)委員會主任和電影局副局長、中國電影工作者聯(lián)誼會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xié)會主席；鄭君里曾執(zhí)導都是由趙丹任主角的《林則徐》和《聶耳》，贏得了很高的評價。

那時，在進步學生中流傳的一些歌曲，像《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其實，所謂“古怪”者，也都是現(xiàn)實狀況的反映。“田里種石頭，灶里長青草”，這就是當時部分地區(qū)農(nóng)村現(xiàn)狀的寫真；“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只許他們汪汪叫，不許人用嘴來講話”，這更是國民黨特務橫行、欺凌百姓的寫照。還有像《你這個壞東西》，歌詞通俗明了的大白話開始：“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接著就歷數(shù)壞東西的罪狀。

中國的出路何在？中國的前途又在哪里？人們思索著，期盼著新的曙光的到來。

用“單戈士”的筆名向進步報刊投稿

除了參加這些實際活動外，我又開辟了另一條戰(zhàn)線，就是向進步報刊投稿。

當時，上海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是《申報》和《新聞報》，進步報紙有《大公報》《文匯報》和《聯(lián)合晚報》《新民報》等；雜志接觸較多的除了《民主》《周刊》等外，還有《中學生》《英文月刊》。我曾經(jīng)投稿的報刊有兩個。一個是《中學生》雜志；一個是《聯(lián)合晚報》。都是用的筆名“單戈士”，“單戈”合在一起就是繁體字的“戰(zhàn)（戰(zhàn)）”。這也是我當時的心情，就是想做一個和各種腐敗力量做斗爭的戰(zhàn)士，其實自己當時又能做些什么呢？

《中學生》是開明書店主辦的一份雜志，在中學生中影響很大。主辦人是夏丏尊先生，現(xiàn)在的年輕人恐怕沒有幾個知道他了。夏先生是同葉圣陶齊名的教育家，出版家。說起夏先生的名字，好像很怪，“丏”不是“丐”，為什么取這樣一個會同“乞丐”的“丐”搞混的名字呢？原來是為了逃避當時那種骯臟的政治，在市參議員選舉中讓人寫錯票而不至于當選，大約那時的選票不像現(xiàn)在都是印好名字的，而是要自己填寫的。夏先生病逝于1947年4月23日，臨終前說了一句“勝利，到底是啥人的勝利？”，這句沉痛的話語卻說出了當時老百姓的心聲。

開明書店還有一份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刊物《英語月刊》，在1947年的某一期上，張沛霖先生發(fā)表了《追念夏丏尊先生》，我把它翻譯出來，投寄給《中學生》雜志。雖然沒有采用，雜志編輯部卻請張沛霖先生幫我做了認真的修改，“但整個調(diào)子，還是欠流利，故不擬刊載”。看到這一修改稿使我十分感動，恐怕現(xiàn)在沒有哪一家雜志的編輯部能夠這樣對待一位不擬刊用的無名作者的稿件。這個修改稿和編輯部的退稿函至今我還保存著。

后來我就以夏先生的這句話《勝利，到底是啥人的勝利》為題，寫了一篇紀念抗戰(zhàn)勝利一周年的文章，投寄《中學生》。編輯部來信表示要刊登，后來因當期稿太多，沒能趕上，過時再登，“有點像‘冷灰里爆熱火星’似的”（編輯部來函），沒有刊登。

我多次向《中學生》投稿，但刊登了的只有一篇《繳學費》的小小說。主要是對當時所謂“學店”式的學校的抨擊。

至于投給《聯(lián)合晚報》的稿件，都是短小的時評式的短文，刊登了多篇，現(xiàn)在自己也記不得寫些什么了。

《聯(lián)合晚報》創(chuàng)刊于1946年4月15日，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進步報紙。社長劉尊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國家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副局長，外文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偩庉嬯惡膊�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兼總編輯，1964年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曾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喬石和其夫人翁郁文都是該報的記者、編輯。該報出版才1年多，就因如實報道“五·二〇”學生運動，被國民黨以“破壞社會秩序，意圖顛覆政府”罪名，勒令與《文匯報》《新民報·晚刊》在1947年5月24日一起停刊。

1948年7月，我從曉光中學畢業(yè)了，即將開始向往中的大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