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的魏晉情結》：

　　宋明理學作為影響中國社會的一代之學，深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嬗變之中。宋儒言理，遠襲魏晉，錢穆操持大文化史觀，上下求索、左右逢源，從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魏晉玄學與后世思想的影響，每有出乎尋常的發(fā)現(xiàn)。王弼注《易》、郭象注《莊子》，打破先秦兩漢關于“理”范疇論述的零雜狀態(tài)，具有思想史上的不可磨滅之價值：“弼注《周易》與《老子》，象注《莊子》，乃始時時提出此理字，處處添人理字以解說此三書之義蘊。于是遂若缺此一字，天地間一切變化，皆將有無從解說之苦。此一理的觀念之鄭重提出，若謂于中國思想史上有大功績，則王郭兩家當為其元勛。亦不得謂宋儒絕不受王郭之影響。”“理”范疇進軍思想史領域，王、郭厥功甚偉。錢穆高標王、郭的言理學說為治中國思想史一重大題目，凸顯了魏晉玄學對宋明理學形成的重大作用，彰顯其學術傳承價值與地位。宋儒的理一分殊、萬物一太極之說，皆源自王弼的統(tǒng)宗會元之說：郭象言順理、由命通理之論，與朱熹“天即理也”之說遙相呼應，魏晉與宋儒說理，學術上有諸多相近可通之處，就此而論，“程朱則可謂又自王郭而求重反之孔孟。后世尊程朱，斥王郭，是為未脫門戶之見，實未足以與語夫思想演進之條貫也”。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孔孟取法于天，老莊以道為則，王、郭則推本于理，構成宋明理學的思想淵源。后世揄揚宋明理學卻貶抑與其有思想淵源的王、郭之學，其實尚未了解思想演進的條貫，錢穆此論高屋建瓴，允稱確評。

　　魏晉玄學是魏晉文化存在的基本理論形態(tài)，玄學思想構成魏晉士人社會人生的具象表達。民國文人集體聚焦于魏晉文化，除了歷史境遇的驚人相似以外，不無人格近慕、學術求真的考慮。湯用彤的魏晉玄學研究，借王弼的“言意之辨”，窺斑見豹；馮友蘭提煉魏晉玄學的“辨名析理”之法，借重郭象的《莊子注》來體認玄學的新道家色彩。二者各取所需，針對各自的學術興趣重新發(fā)現(xiàn)了魏晉玄學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說，湯用彤重新發(fā)現(xiàn)了王弼，馮友蘭則再次體認了郭象。相較湯、馮二人的魏晉玄學研究，錢穆對王、郭均進行了重點關注，體現(xiàn)多重發(fā)現(xiàn)的色彩。錢穆認為王弼在中國哲學界的貢獻，蓋有兩端，其一為理事對立，其二為體用對立，開后世論學諸多法門。王弼言理，或以事理對舉，或情理并稱，魏晉士人的好言名理之風，遙開宋明理學先河。《論語》重道，自漢以降，以理代道的觀念演變，王弼是一個關鍵的人物。錢穆云：“大率言之，唐以前人多言道，宋以后人多言理，以理的觀念代替出道的觀念，此在中國思想史上為一大轉變。王弼可謂是此一轉變之關捩也。”王弼的理事對舉、體用之分，開啟了宋明理學的諸多命題，其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不可小覷，誠不可以清談好虛而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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