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對自然元素的青睞，新藝術運動具有了與其他藝術運動截然不同的特征�！白匀恍浴睂τ谛滤囆g的意義，至少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科學發(fā)展層面，二是哲學反思層面，三是經(jīng)驗現(xiàn)實層面。就科學含義來說，新藝術精神中滲透了19世紀最為重大的科學發(fā)現(xiàn)所揭示的意義：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提出的進化論對人的自然性所作的認定。這一觀點的提出在當時對于人類自身的認識無疑是一個顛覆性的震撼——在此之前人始終是被或多或少地神化了的存在物。1831—1836年，達爾文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參加英國派遣團的環(huán)球航行，他做了長達5年的科學考察，主要在動植物和地質資料等方面進行大量的觀察和采集，經(jīng)過綜合探討后形成了生物進化概念。1859年，震動世界的《物種起源》一書出版。該書用大量實地探察所獲得的資料，論證了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形形色色的生物都并非上帝所造，而是經(jīng)由遺傳變異、生存斗爭和自然選擇，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fā)展變化而來，由此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學說，摧毀了此前流行久遠的神創(chuàng)論和物種不變論。根據(jù)達爾文的進化理論，自然本身也有其內(nèi)在的進化歷程和規(guī)律，自然擁有其自身的目的性，人類則是自然整體進程中的一部分。這一論點的提出對于19世紀的人類思維來說沖擊巨大，藝術家們當然也不例外。新藝術精神的生成受到了自然進化論觀點的重大影響，其重要表現(xiàn)就是藝術家們在新藝術實踐活動中，極其強調對自然事物以及人的自然特性的表達。


就哲學含義來說，19世紀的歐洲正是思想啟蒙走向成熟的時代。思想啟蒙是近代人類思維的一場革命。早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就在其《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一文中玩世不恭地揭示了文明社會形態(tài)對于人之自然美好狀態(tài)的毀滅。盧梭認為，人的初始自然狀態(tài)乃是人與外部自然世界完全合一的生活形態(tài)，是一種“天然的美好”，而文明社會或政治社會的開始，便意味著人類上述自然美好狀態(tài)的終結。繼盧梭之后，德國啟蒙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進一步通過對人類純粹理性能力的批判和檢點，在學理上，對人之外部自然屬性中的規(guī)定性與人之內(nèi)在自由本性中的任意性作了清晰的界定和劃分，在肯定人的自由本性的同時，也突出強調了人的自然屬性的頑固性，并在整個世界的總體和目的性的大框架下，試圖彌合人的自然屬性與自由本性之間的鴻溝。就兩者都是對人類最底層精神意識的深刻觀照而言，哲學與藝術從來就是“一家”，它們是在人類自由精神中緊密相關的兩個方面。新藝術精神中對于自然因素的強調，也正應和了近代以來諸多啟蒙思想家所揭示的對于自然和自由問題的哲學反思。


對新藝術精神背后的自然主義理念的認識，還可以從現(xiàn)實經(jīng)驗角度來進行。在19世紀末期，隨著工業(yè)化的進展，歐洲和北美大陸都處在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文明的形態(tài)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這種變化更多是對于自然的遠離傾向，這便引發(fā)了人們對于自然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熱切思考。此外，隨著19世紀交通運輸技術的巨大發(fā)展，在歐洲有越來越多的個人和家庭購置便捷性個人交通工具；鐵路建設也同時在各地蔓延伸展，發(fā)展迅猛；對于鄉(xiāng)村居民而言，自行車的制造和使用也有所進展。這些交通工具的便利化使得人們不再局限于小范圍的生活空間而能夠四處旅行，對于城市居民而言鄉(xiāng)村已不再陌生，通過對鄉(xiāng)村境況的感性認識，他們對自然的認識也逐漸有所拓展，“融入自然”一時間甚至成為了一種大眾風尚。一位法國詩人曾經(jīng)這樣描寫他所見到的田園風光：“炊煙裊裊的茅屋，睡蓮下明溪暗流，紅果點綴了樹叢，玫瑰下雛菊搖曳，片片浮云在麥田中掠過浮光，鳥兒在塔樓棲息。”這就是19世紀文人眼中的自然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