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天道》里有一個著名的典故叫“斫輪之誚”，也形成了一個成語：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斫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齊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春秋時齊桓公的一個車夫叫輪扁，在堂下拿刀砍削車輪子，齊桓公在堂上讀書。輪扁說，你說的圣人都不在了，你讀的那些東西恐怕都是古人的糟粕吧！“糟粕”這個詞語我們都知道，就是釀酒、磨豆?jié){剩下的原料殘渣，一般作為牲畜飼料。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齊桓公顯然被惹怒了，說你一個做輪子的人有什么資格去評論！你跟我講講，講得出來便已，講不出來，我就殺了你！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shù)存焉于其間。 輪扁說：我用我做的這個行業(yè)來看，我斫輪子砍太慢了感覺輕松但是效果不夠好，但是砍太快了又累卻又砍不進去。不快不慢，手跟得上而心里清楚，但是我嘴上說不清楚，只是有一些感受罷了。

輪扁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輪扁說，我不能把我知道的讓我的兒子理解，就算是打比方他也聽不懂、學不會，所以我現(xiàn)在七十了還在自己砍輪子。這樣看來，桓公您看的這些東西可不就是糟粕嗎？

這一則寓言故事的價值在于它竟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構建了“口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完整概念，引起了不少會心人的共鳴。比如明代書畫家董其昌撰寫《墨禪軒說寄吳周生》，文中提到了他的藝術感受：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訶， 以為古人之糟粕， 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 有墨法， 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后臨仿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儓之誚，方契斫輪之意。余事此道五十余年矣，初于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鐘太傅，煞有肖似《蘭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為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游學就李，盡發(fā)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耳。 由此看來，董其昌將書藝比作“斫輪之技”，感慨自己這五十多年來走了很多彎路。

我的琴書學習歷程遠不及董公這樣長，但感慨卻一點不少：一門技藝的不傳，有人說是因為環(huán)境、審美差異的自然流變，是必然的；也有人說這是因為缺乏科學總結，不能很好地讓后人系統(tǒng)而詳盡地掌握前人的技術經(jīng)驗，更難參透其傳達的思想，或者藝術壓根就和科學不沾邊，必須依靠“口傳心授”。但是，斫輪之誚的核心是輪扁感慨自己“得心應手卻口不能言”，這也否定了所謂的古人不言是故意不“喻”的說法。既然“不喻”，為什么有人編排出蔡邕死后被掘墓取書的故事呢？蔡邕寫書豈不是為了騙人，既然要騙人為什么又要把書埋了？可見前后矛盾。

看來，難“喻”才是傳承中最大的困難哪！既然從莊子這個時代開始的技、藝、道傳承就有這樣的尷尬了，那它們生生不息、代代相傳至今又是怎么來的呢？難道后人一直在用破輪子、或者壓根不用輪子這東西了嗎？當然不是，這恐怕是因為輪扁有個笨兒子。

任何領域的發(fā)展，不朽的命題就是繼承和創(chuàng)新之間的矛盾。它們看似相輔相成，實則天地懸隔，而打通這天地的棟梁，是歷代不絕的人中精英。正像書有王羲之、畫有吳道子、詩有李白、詞有蘇軾、琴有嵇康一樣，他們靠著自己敏感的神經(jīng)、智慧的大腦、不屈的正心和勤勞的雙手，詮釋著什么叫失而不絕、歷久彌堅。書法取勢從隱到顯，古琴得音從聲到韻，本質(zhì)就是歷代人杰不斷打破斫輪困局的時空見證。

由此看來，變法自然就會產(chǎn)生，因為他搞不明白了就推倒重來另搞一套。輪子不會斫，用刨子刨、放到車床上旋行不？活人總不會被斧子難死。比如一些人說，宋代開始的古琴漆藝不裹麻布，灰胎比起唐琴薄得多，這是為了追求更透的音色，是因為唐宋之間的審美發(fā)生了改變。還有人說，唐代沒有刨子，古琴更依賴灰胎打磨來塑造弦路，因此灰胎需要留得厚。宋代開始才發(fā)明了刨子，琴的木胎工藝能做得很好因此灰胎逐漸變薄了，音色的變化是工藝發(fā)展的結果�，F(xiàn)代人做琴，更將灰胎也納入調(diào)音的變量中，可以用來配合木胎實現(xiàn)所需的音色。這是古法嗎？畢竟宋代文獻《碧落子斫琴法》記載說，有一種古琴斫制流程可能先做灰胎再挖槽腹。古，壓根就不是一個靜態(tài)術語所能涵蓋的�？讨矍髣Γ�往往一無所獲。怎么辦呢？有人提出：學藝先學道。馬上有人反對：學了道就能學好藝了嗎？從書法到古琴，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給了我一個感覺：好玩；還給我了一個信號：會上癮。

我有一個身份，經(jīng)歷了將近 20 年的中國完整教育體制培養(yǎng)：從小學到大學、本科到博士后、國內(nèi)求學再到海外訪學，如今的我在高校從事著科研和教學工作，這可能是將陪伴我一生的主要職業(yè)。對于我們這個所謂“高學歷人群”，有人冠以“驕子”，有人嗤以“呆子”，心態(tài)各異、不一而足。當年的我，當夠了學生；如今的我，也開始教自己的學生。

我的專業(yè)是系統(tǒng)安全和人為因素，所在的學科是控制科學、系統(tǒng)工程�？刂�，原本就研究人如何改變這個世界的技術。不是俗語說：理工科改變世界嗎？我就是地地道道的理工科。我是因為從小喜歡飛機坦克，大學去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系統(tǒng)工程，就是要我們跳出經(jīng)驗、習慣、專業(yè)的局部，去看待整個時空，用全局觀去了解和利用人和物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讓人造物更好地為人的需要服務，可以是生理的，也可以是心理的，當然也可以是哲學的。說到底，就是做無為而治的反面。

我還有一個身份，我的祖父在 1947 年畢業(yè)于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師范學院藝術系油畫科，師從繪畫大師徐悲鴻。在家學的影響下，我的父親是美術教師，我的姑姑是音樂教師，照此看來，我應該是一名藝術生，因為我從小就學著寫字畫畫，大學還迷上了古琴。有著理工男的思維模式，我眼中的藝術，似乎更多了一些條理；有著藝術生的隨性，我眼中的科學，往往更關注“人”。

本書的寫作動因是我自 2010 年在北京開始學琴以來，常常會不自覺地用我更熟悉的書學理論與實踐來對照當時還不那么熟悉的琴學，這個過程完全無計劃、無目標。這顯然不是控制論中的“閉環(huán)回路”，似乎一開始就注定了可能不會產(chǎn)生什么好的收益。想的多了，自然就需要動手記錄，否則會忘記了。這一記，就持續(xù)了 10 年。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我偶然覺得它們大多奔向了一個主題，即“琴書互喻”，在我手里的他們，越看越像一對中國傳統(tǒng)文藝所產(chǎn)出的雙胞胎。這一感受，也不新奇，只是覺得大多數(shù)人看的只是外表，我似乎偷窺到了一點內(nèi)核，覺得在琴書上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沒有白費，我還越來越癡迷于它們，稍感欣慰。

俗話說：教學相長。上海元音琴院、北京墨韻堂書法學校等機構曾經(jīng)都不認為從事藝術教學的師資必須“科班出身”，才能讓我有幸結識了很多的師友、學生，是他們給我的反饋與互動，讓我的思考產(chǎn)生閉環(huán)，彌補了創(chuàng)作的無目的性和思維的發(fā)散性。

從古至今的人往往都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今異常發(fā)達、便捷的互聯(lián)網(wǎng)可以很容易地給予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大腦才能告訴我們“我要什么”。靜態(tài)的局部信息，永遠不能替代動態(tài)的系統(tǒng)性思維。AI（人工智能）終究只是 AI。據(jù)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大廳里有一句標語：真相使你自由（Truth sets you free），有人說這句話可能來自《圣經(jīng)》。如果要考證其真實性，必將陷入找尋“左琴右書”出處一樣的困局。我們的困惑、偏執(zhí)與放棄往往來自不明真相，無怪乎總是遇到刻舟求劍、葉公好龍、夏蟲語冰者。

相信證失理存，執(zhí)著明理察證。在我的職業(yè)上，我會退休，也許會因為落伍而停止思考。在我的這個非職業(yè)上，我不會退休，就算落伍也不會停止思考。

本書的思想基礎是筆者近年來探秘琴書的當下認知，限于學識和精力限制，僅為階段性結集分享，由衷期望獲得各位方家的批評指教，以免謬種流傳。本書的撰寫工作端賴諸多師友幫助和家人支持，特別感謝恩師張峰、王鵬，好友孫居超賜序，感謝上海戴氏琴弦制作社對于傳統(tǒng)文化事業(yè)的鼎力支持，感謝上海民盟市委、上海交大民盟的關心指導。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東方出版中心的全力支持，特別是他們建議增加“網(wǎng)絡有聲課”以更好地呈現(xiàn)本書內(nèi)容。無疑，這樣的“有聲課”有助于本書邏輯的通暢表達，讓我可以充分闡釋靜態(tài)圖文所難盡的內(nèi)容，并可與讀者實現(xiàn)直接互動。這是如今在互聯(lián)網(wǎng)、智能手機時代才能暢享的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