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喧囂》：
　　我第一次見她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的普斯科夫， 當時，我和幾位朋友一同去普斯科夫看那里的教堂（ 應該說，那些教堂是整個帝國最漂亮的教堂）。聽說 我們要去普斯科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馬托 娃建議我們去見一見當時在該地師范學院教英語的娜 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并讓我們把幾《時代的喧囂》轉交給她 。我當時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我之前不知道她還活 著。
　　她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公共住宅里。其中一個房間 里住著一位住戶女代表，其姓氏就像是命運的嘲弄， 叫“非茨維塔耶娃”，另一個房間則屬于娜杰日達· 雅科夫列夫娜·曼德爾施塔姆。這個房間與普通美國 家庭的浴室差不多大，只有八平方米。房間的大部分 面積為一張大鐵床所占據，另外還有兩把維也納式椅 子，一張帶有小鏡子的五斗櫥，還有一個床頭柜，這 床頭柜也當桌子用，上面擺著幾只剩有殘羹的盤子， 旁邊是一本簡裝英文書，以賽亞·伯林的《刺猬和狐 貍》。這本紅皮書籍會出現(xiàn)在這間斗室，有人敲門時 它也未被藏到枕頭下面，這個事實本身恰好也表明， 喘息時期業(yè)已開始。
　　后來得知，這《時代的喧囂》也是阿赫馬托娃送來的，在半 個世紀的時間里，阿赫馬托娃始終是曼德爾施塔姆夫 婦最親近的朋友，起初是他們夫婦兩人的朋友，之后 則僅為娜杰日達一人的朋友了。阿赫馬托娃自己也兩 度守寡：她的第一任丈夫、詩人古米廖夫被契卡、亦 即克格勃的前身所槍斃；第二任丈夫、藝術學家尼古 拉·普寧死于同一機構設置的集中營。阿赫馬托娃竭 盡所能地幫助娜杰日達·雅科夫列夫娜·曼德爾施塔 姆，在戰(zhàn)爭時期可以說是救了后者的命，她將后者偷 偷帶到塔什干，作家協(xié)會的部分成員當時被疏散到那 里，在塔什干，阿赫馬托娃與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 姆分享自己的那份定量口糧。阿赫馬托娃的兩任丈夫 均為國家所滅，她的兒子在集中營里受苦（總共被關 了十六年，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盡管如此，阿赫馬 托娃的處境還是要比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好一些 ，即便僅僅因為，官方雖然很不情愿，但還是承認她 是一位作家，還允許她住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而對 于人民公敵的妻子而言，大城市的門則是緊閉的。
　　數(shù)十年里，這位女性四處奔逃，藏身于偉大帝國 的一個又一個偏僻小鎮(zhèn)，她在一個新地方安頓下來， 只是為了一旦感覺到危險訊號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虛 假的狀態(tài)漸漸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個子不高，身體 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縮成一團，她似乎試 圖讓自己變成一種沒有重量的東西，以便能在逃跑的 時候很快地抄起來，塞進衣服口袋。她自然沒有任何 財產，沒有任何家具，沒有任何藝術品，沒有任何藏 書。書籍，甚至連那些外文書，從來都不會在她那里 放得太久。她讀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馬上把它們退 還給別人，她對書籍的處理方式也應該像對她自己一 樣。在她最遂順的時期，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 ，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區(qū)的那套一居室住宅里，最貴重 的物件就是廚房墻上那只能發(fā)出布谷鳥報時聲的掛鐘 。竊賊到了這里會感到失望，順便說一句，帶著逮捕 證趕到這里來的那些人也同樣會感到失望。
　　在那些“遂順的”年代，即她的兩部回憶錄在西 方發(fā)表之后，這間廚房的確成為一塊朝覲之地。幾乎 每天晚上，那些熬過艱難時世或是在后斯大林時期涌 現(xiàn)出來的精英們都會圍坐在一張長木桌邊，這張桌子 要比普斯科夫的那個床頭柜大十倍。能感覺到，她在 試圖挽回她被擯棄的那幾十年。但這只是我的懷疑， 不知為何我記得更清楚的還是她在普斯科夫那間斗室 里的模樣，或是她坐在阿赫馬托娃彼得格勒住所里的 沙發(fā)角上的模樣，她有時偷偷從普斯科夫跑到彼得格 勒來，或是她現(xiàn)身于什克洛夫斯基夫婦莫斯科住處的 走廊深處時的模樣，在沒有找到自己的住處時，她就 住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之所以對這些模樣印象更 為深刻，或許是因為她在那些時候更接近她的本質， 即一位被拋棄的女子、女難民，或是像曼德爾施塔姆 在一首詩中對她的稱呼，即“窮女友”，這種身份她 實際上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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